他是享誉世界的脑癌专家；
他是生命奇迹的创造者，也是离经叛道的医届牛仔；
Charlie Teo（查理）张正贤： 病人有权紧握生命的希望，哪怕它只是一点微光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人生征途。只是，当疾病来袭，生命遭受病痛时，我们都希冀遇到一个能改变命运的好医生。
查理说：“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或许可以活下去的生命。医生在扮演上帝还是死神？“
“只要生命还有微光，即使这光和希望非常微小，作为病人，他们也有权知道。”
“真正征服生命珠峰的人，是这些绝症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对生命的盼望，期待，勇气和付出让他们战胜了死神。”
“病人教会了我：这场人生的征途并不是我们医生的征途；这是病人自己人生的征途。”
“作为医生，请不要将你所理解的“生存质量“强加于病人。”
“我们大多数医生是职业的，善良的，但麻烦的是，声音最响和最有权力的往往是那些不把病人利益放在脑中的人。“
噩耗传来
2016年12月18日是一个美丽温暖的夏日。阳光中洋溢的幸福的味道，这一天，我们的朋友亚伦迎娶他美丽的新娘。亲朋好友聚集在教堂观礼。我们的叔叔科林和太太也在宾客之中。
礼成后，众人移步宴会厅。很快我们就留意到科林叔叔的异常。子文拐了一下我：“你有没有发现科林叔叔语无伦次？我们问东，他说西。“
“是，刚才自助茶点的时候，他问‘我的钱包呢？’明明他手里就拿着钱包“。
“他说话舌头似乎有些打结，吃东西时，刀叉切食物居然切到盘子上，我怀疑是中风或脑溢血征兆，最好叫急救车。“克莱默叔叔皱起眉头。
十分钟后，呼啸而至的急救车把科林叔叔带走。我们怀着担忧和忐忑的心情参加完整个婚礼。
一天后，医院传来消息，不是中风，情况相当复杂。
约一个星期后，噩耗传来：科林叔叔疾患脑瘤，瘤体长在右脑后下侧，急性发作的恶性脑干肿瘤，瘤体生长极快，病患会迅速丧失视力，平衡能力，行动能力和生命。主治医生诊断：从医学和手术依据看，已无法手术，宣布不治。
我们被告知叔叔最多还有三个月生命，家人可以准备后事。
执掌一家器械公司的科林叔叔是我和子文的证婚人，他自信，乐观，幽默，能干。
转眼之间就被宣判了死刑！令人情何以堪？
噩耗有如晴天霹雳，生生打垮了他的家人和朋友。
绝望中的希望－张正贤医生的手术（Charlie Teo）
在短短了两三个星期内，科林叔叔的视力在急剧下降，平衡能力丧失，死神在向他招手。
绝望中，另一个医生及时推荐了查理医生（张正贤）。
“Charlie应该是世界最好的治疗这种恶性肿瘤的医生了，只有他能做这种手术，能救你，也只有他敢做。但他是一个相当有争议性的医生。“这位医生谨慎的说。
横竖都是一死，不如选择希望，搏一搏。
科林叔叔和家人立即飞赴悉尼。两天后，查理医生安排手术。手术超过六个小时，恶性瘤体被切除。科林叔叔保住了视力，行动能力和宝贵的生命。
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命能持续多久？我们也不知道肿瘤会否再次复发？
人无法主宰生命，但我们庆幸，手术后，科林叔叔直到今天还活着，依然陪伴在家人朋友身边。
他活过了其他医生“三个月生命“的死亡宣判。这是幸运，亦是奇迹。
从手术成功至今，他已整整多活了12个月，并依然活着。
对于见惯生离死别的医生而言，这或许算不了什么；然而，对像科林叔叔这样的普通病人和他们的家人而言，多活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月，意义都是非凡的。
生命就在弹指一挥间。生命就在一个选择。
假如没有遇到查理医生，我们早已阴阳两隔。
这一切，令人嘘唏。
有个病人这样对查理医生说：“我希望今生我用不着去见你，但我希望每个绝症的脑癌病人都有机会遇见你。“
亲身见证了这生命起落的我，写下这些文字，或许有人正需要这一线希望呢？
张正贤医生（查理Charlie Teo）——饱受争议的世界脑癌先驱
著名华裔神经外科专家张正贤（Charlie Teo查理）是澳大利亚备受争议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是澳洲乃至世界最厉害的神经外科手术医生，亦是脑癌治疗的先驱人物。
Charlie之所以闻名世界，因为他擅长治疗高风险，甚至被认为是无法手术的病人。
他成功救治了无数被专家们宣判“死刑”的病人。实施的手术大绝大部分是其他医生认为“无法手术”的病人。无数绝症的病人在他手中“治愈“，生命延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
然而，他的手术却触犯了医届的“行业大忌“！
从医学指标和依据讲，他救治的这些病人是“不治的”。已经被其他医生宣告“不可手术”。查理这种“拆其他医生台“，”坏行规“的做法，惹恼了同行和上层管理机构和权威。
同行认为他的手术是“激进“，有违常规，甚至缺乏医学指标和依据。许多医生甚至拒绝将自己的病人引荐给张正贤医生。
但不争的事实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病人纷纷慕名前来他所在的威尔斯亲王医院（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寻求救治。
他备受同行争议和排挤，却又深深为病人所爱戴。
2012年澳大利亚全国评选“谁是澳人最信赖的人”？两轮调查后：华裔神经外科医生张正贤高居榜首。
当一个被排斥在所谓主流医生圈子之外的医生，完成了那么多“不可能”的手术，并且手术大获成功，无疑打了病人先前诊断机构和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查理的手术，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争议的理由是：缺乏可手术的医学依据。
“但如果这依据建立在病人生命为代价上呢？
这巨大代价是什么？
就是本来有可能活下去的病人被死神夺走生命。
“残酷的事实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大多数医生诊断认为不可手术，你就不能作为“黑马”跳出来说愿意试试手术治疗。“查理遗憾的告诉记者。
去年7月，内申（Fiona Nation）的丈夫詹姆斯（James）被确诊患上恶性胶质瘤4期，医生告诉她，由于病人胶质瘤长在脑中，无法进行手术，最多能活8周。尽管如此，焦急无奈的内申还是不愿放弃，她在网上搜索，发现一名与丈夫患类似病的病人在接受了张正贤医生的治疗后活下来了。于是他们毅然前来寻求治疗。术后，詹姆斯依然活着。
TroyCord 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来找Charlie的。他看了很多医生，都让他回去准备等待死亡。同样，他们找到了查理。
接受手术后，Troy的脑瘤完全切除。今天他能走动，能说话，能看见。他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接受手术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查理是奇迹的创造者！”Troy和妻子对记者说。
挑战权威？遭遇医届霸凌
枪打出头鸟。
霸凌，无处不在，澳洲医学界的外科医生亦不例外。
这是人性。
其他医生碰都不愿意碰的病人，他接收并手术；其他医生下诊断不可手术的病人，他来手术。这种顽固不妥协的态度，激怒了同行和权威。查理遭到了同行的霸凌。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查理是神经外科透过内视镜手术摘除脑部肿瘤先驱。他的这一成就，加之不断挑战高难度手术，令他遭致澳洲神经外科学会的其他一百多名医生的排挤和嫉妒。
难道选择向权威低头？不，绝不。
查理说：“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或许可以活下去的生命。医生是上帝还是死神？”
曾经，有医生阻止他为一名小孩做手术，最终，该小孩死于脑瘤。随后，澳洲新闻有限公司采访了多名查理医生的病人，很多病人都称自己的医生不支持他们来找查理医生。
悉尼儿童医院曾经拒绝让查理医生为一名18个月大的罹患脑瘤的垂死幼儿做手术，理由是肿瘤长在“不好的、不宜手术的区域”。医院为了阻止查理手术，为幼儿申请了法庭监护。“
查理说：“（医院）让孩子回家等死。 而家长找到了我”。
结果，他在法庭的禁令下达前进行了手术。目前这个孩子仍活得好好的。
而悉尼儿童医院7年来没有让任何该医院的病人到查理医生那里就诊。
这是医生们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他们把病人的生命置于风险之中。
“我们大多数医生在其职业中都是善良的，能做出适当的判断，“但麻烦的是，声音最响和最有权力的往往是那些不把病人利益放在脑中的人。”查理医生说。
最终，澳洲神经外科协会会长直接与他通电话，警告他，不要再收同行医生已经诊断为不治，或不可手术的病人；不要再为这些病人实施手术。其他医生的诊断是符合当前诊断依据的。他说，你不能不断的的推翻这些诊断。“
“即便这意味着本来有希望延长生命的病人死亡？”查理问。
“对，即便如此。他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死“会长说。”这样，你作为医生才能真正融入学会，被同行的神经外科医生接受，这样他们会推荐更多病人给你，最终，你救治的病人会比现在多。你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抱歉，我做不到。“查理说。”我就做这个圈子的边缘人物吧。“
最终，查理选择退出澳洲精神外科医生协会。
叛逆不羁， 他是医届牛仔！
查理的父母是新加坡华侨，早年移民至澳大利亚。查理毕业于悉尼斯考特学院与新南威尔士大学，1981年获医学士与外科学士学位。此后赴美国从医。
幼时，查理与父亲不是很亲近。他小时候常常看美国西部片，由于父亲冷峻严厉，他常常在这些片子中寻找自己向往的父亲和英雄的形象。他最喜欢的就是约翰韦恩（John Wayne） 扮演的那些极具男子气概，个人风格鲜明的西部牛仔，以及那种桀骜不羁的个性。事实上，约翰韦恩也成了他的偶像。
他狂热，喜爱速度与激情。
常年以来，他最钟爱摩托车，不喜欢开车。
其中至爱是世界知名的意大利阿普利亚摩托。每天手术后，不论是凌晨三点还是四点，他必然骑着钟爱的阿普利亚摩托摩托车回家。
“骑摩托车必须很专注，这是我手术后的放松方式。集中精力骑摩托车让我感觉自己活着。”查理说。他的爱车是213马力的限量版阿普利亚APRILIA RSV4 。
查理医生骑着他的“阿普利亚APRILIA RSV4“
网友Nataschia Wilisch给他留言说：”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在生死抉择面前，太多的医生并不尊重病人的自主权......所以，求你不要骑摩托车了！！！（太危险）
太多的病人需要你了！“
查理不是一名普通的医生，他狂傲，不羁，他是个牛仔。
他在医生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圈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医术精湛，但又桀骜不羁。
曾经，作为医学生的他因为自己独特的个性而挂科。
医学院的领导曾警告他说：“查理，请你注意与病人的距离，一个医生要有医生的形象和身份。请你不要让病人毫无距离的称呼你查理；请你不要去哪些俱乐部和酒吧泡，更不要天天骑着你那意大利摩托在医院呼啸而过！做神经外科医生要维持一定的形象，这是病人期待看到的！“
“见鬼的形象！“查理说。
“医学院到处充斥着哪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书呆子。“他们把自己隔离在普通人之外，高傲自大，你又怎能期待他们会以一个普通人，正常人的心去体会，理解病人的疾苦？
“我是个普通人，我能体会普通人的苦楚。为病人手术是上天赋予我的特权，特别是当病人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每次做手术时，我都要提醒自己，这名病人就像是我的家庭成员之一。
查理医生说；医届的可悲之处在于，错误的人进入了这个行业，当了医生。
他常常在医学院教学，每次新生讲课时，他会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选择当医生？
很多学生直言不讳的回答：这是一个好职业，有好的收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
如今，还有多少人选择行医是存着爱心救助他人，抑或帮助人类？少之又少！
绝望中的希望，黑暗中的曙光
“给病人虚假的希望。“很多同行医生这样控诉查理。查理医生在TED悉尼的演讲中驳斥了这种控诉。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查理讲述了以下这些故事：
每天太阳升起，我们满怀希望开始新一天的生活。当人们暨患脑癌时，命运之手将他们推向一个艰难的处境。
脑瘤，影响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人格。脑瘤发生时，50%都是恶性。它随时会侵袭一个人，来的急，人们会在短期内死亡。
他们的生命以月计，甚至以星期来计算。
人生的希望，梦想或许再也不能实现。
这时候，医生告诉你，回家吧，好好享受生活，为后事做准备吧。
此刻，面对晴天霹雳的病人们，往往显示出极大的勇气，他们积极的寻找另外的诊疗方式
或许，这些所谓“不可手术”的肿瘤，可以“手术切除呢”？
他们祈求医生
希望他们的生命能够好一点点，延长一点点。
查理说，这些病人来找我，希望有那么一个医生，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愿意用生命去试一试，万一出现奇迹呢？
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并不接受这种“尝试”，一切皆用事实说话，一切皆用数据说话。
职业使然，怎么容许“万一成功”的手术？
查理说，在医院，我们看到的一切案例都是以事实为基准的。面对病情诊断，医生需要咨询同行，与他们讨论，得到他们的意见；我们需要对所谓“生存质量“做出评估。如果医生认为治疗不能提高病人”生存质量“的话，理智的做法，就是建议病人放弃治疗，抑或不采取治疗。
那么，如果一个医生，离经叛道，没有老老实实遵守这些医疗常规，会怎么样呢？
尤其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甚至这个手术的成功性，同时很有可能术后病人的生存质量会很糟糕的情况下，依然为病人手术会怎么样？
这个医生就是我。查理说。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
澳洲本地医院拒绝查理使用手术室， 医院针对他制定了特别的规定。甚至有一个医院说：“只要有床位，任何医生都可以收病人入院，除你以外。”
这是医生与官僚主义的争战？服从权威抑或坚持己见？
查理的这种做法，导致直管的医疗机构的总裁打电话来说：“你必须停止给病人提供有悖于先前诊断的意见。”
查理在演讲中说：“在这个充满敌意的职业环境和背景下，我为何还义无反顾的根据病人的意愿和愿望，给病人提供治疗意见和手术？而不是严格遵守医疗标准不手术？”
在所有查理医生手术的“脑瘤”中， 脑干胶质瘤（Brain Stem gliomas）招致了最多的批评声。脑干是人脑中最脆弱的部分，但脑干又控制了人的几本功能。自主，不自主的功能。包括呼吸等等。所有的神经都通过脑干。
脑干肿瘤常被认为是手术“禁区”,这是因为脑干在很 小的范围内集中有许多神经核团、传导束和网状结构等。脑干肿瘤多为浸润性
生长的胶质细胞瘤,因而手术困难很大,易造成脑干内的重要结构损伤,手术 致残及手术死亡率较高,预后不良。
“现代神经外科之父”，美国脑外科专家哈维库兴（Harvey Cushing） 说过：“脑干肿瘤手术应被认为“禁忌”，即便对技艺最精湛的手术医生而言。“
而查理，成功的挑战了这一“禁忌“。
医生界定的“生存质量“？还是病人理解的”生存质量“？
Fiona菲列娜是查理医生的一个病人。患有脑瘤。患脑瘤的7年后她坐上了轮椅。
她找到查理医生的时候，虽然能呼吸，能说话，但生命只有几个星期，至多几个月。
以下是她和查理医生的对话。
“她问我，能把肿瘤切除吗？“
“可以。但你仍然会坐在轮椅上。“
“你为什么要求手术，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拖延了你的死亡，并非延续你的生命。你可能连挠痒痒都做不到。”
她愤怒了，说：“医生，凭什么由你来告诉我“生命质量”？
“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生命质量对我而言意味着：在我的女儿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在她们身边与他们分享自己人生的经历和智慧。“
查理说：“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身为医生，我将医学认为的“生存质量”概念强加给了她。“
当医生告诉病人，肿瘤是不可手术的。他的言下之意是：放弃治疗。他要表达的是：“手术的风险大于益处。” 或“术后你的生存质量糟糕，生不如死。”
可是，这样的宣判公平吗？
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谁应该为病人做主？
“Fiona接受了手术，十年后的今天，她依然活着，今天，她来感谢我，让她仍然能够分享女儿们的生活，看到她们成年。“
查理告诉大家。
Fiona菲列娜
Jennifer珍妮弗的奇迹
新加坡女孩Jennifer,两岁，确诊恶性脑瘤。
她妈妈在全球七家知名的脑瘤中心为她求诊，无一例外，所有医院都告知她，不可手术。她才两岁，亦不可接受化疗放疗。她的肿瘤属致命性极强的弥漫性真性脑桥神经胶质瘤（DIPG）。这是恶行肿瘤中最凶猛的。珍妮弗可能在几个星期内死亡。
查理说：“初次看她的片子的时候，我也同意其他以上的诊断，但片子中有一个小小的异常部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注意到这一点，我对她妈妈说。有99%的可能是同行医生的诊断完全正确。就算我做手术的话，结果也可能是糟糕的的。但片子中有一点异样的东西，我可以手术试一试。”
我心里是希望Jennifer的妈妈拒绝这个手术。但她决定放手一博。
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最终整个瘤体被取出。结果大大出乎意料，肿瘤非恶性，是个良性瘤。
这个家庭对生命极大的希望，促使她们作出手术这个正确的决定。
现在的Jennifer非常可爱。她已经痊愈。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作为医者，我们所知的有限。
生命，让我们充满敬畏。
每个人对生命的决定，包含了对生命的盼望。
正是这对生命的盼望，促使我拿起手术刀，为患者手术。
如果我们仅仅机械的，僵硬的参考医学标准和规定，这些病人，永远不可能接受手术。
因为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告诉我们这些病人可以手术。没有任何医学证据的支持我实施手术，尤其病人的肿瘤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查理说：
“为什么那么多的病人来找我？病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因为生命是宝贵的，活着是令人向往的。
我从病人的身上，学到了生命的脆弱。
我的很多医生同事说：如果活着这个样子，我肯定不想活了。
我告诉他们：首先，你自己并没有活成那个样子；其次，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的会对生存的希望抓的更紧些。
在生命面前，谈经验，谈医学依据，谈概率，谈证据，都是苍白无力的。
是什么让我为病人手术？
是病人自主的盼望。
是我对病人的生命选择的尊重。“
“1952年的时候，我们认为没有人能攀越珠穆朗玛峰。
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登山运动员埃德蒙-希拉里，以及他的尼泊尔舍巴人向导坦新，首次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作为医生，我也想成为第一个征服医界珠峰的人。
但我不是。
真正征服生命珠峰的人，是病人自己和他们的家人。
他们对生命的盼望，期待，勇气和付出让他们征服生命的珠峰。
作为医生，我学到的是：
只要生命还有微光，即使这个光非常微小，即使这希望非常微小，作为病人，他们有权知道。
这一场人生的征途并非是我们医生的征途；
这是病人自己人生的征途。
作为医生，当你面对那些身患重症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当你看到他们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时，
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并灌溉这生命的希望，
而不是粗暴的将其扼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