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禅猫
回家的路上，起风了。
有一点冷，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的，没有为谁停留，没有为谁奔走，都是他们本来的节奏。那只松狮狗又趴在地铁口了，掌灯了，我竟然有点羡慕狗的人生。
一个人被沧桑感包围了，就容易患得患失。姥爷没了，想起来的时候，一大团的酸楚哽在喉咙上，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姥姥姥爷垂暮的时候，我去他们家不多了，但是那不多的几次也让我倍感心酸。
矮墙真的太矮了，之前我并没有觉得，门是矮的，墙是矮的，房子那么的小，，姥姥姥爷也那么的小。当年过大寿的时候，那个地方可是容纳了五十多口人，怎么挤开的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草木疯长，花坛里的花也疯长，照理说应该是生机勃勃的感觉，却显得荒芜。生命中就是需要平衡的，道家说的阴阳调和，我不甚懂，只觉得草木太盛盖过了人的生气，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是时候说再见了。也许是这样的，我妈最后落寞地说，谁也没有对不起他。是吧，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说不清，只觉得很遗憾。那天握着他的手叫他姥爷，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生命最后一刻却被剥夺了表达的能力，我心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疼，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甩开我本是握着的手，我做错什么了吗？姥爷你怨恨我吗？是不高兴我那时候大半夜不给我买小王八果冻就要哭闹吗？还是哭着喊着不要我妈要总是给我好吃的的阿姨做我妈？我至今没有答案，姥爷已经带着答案走了，不回来了。
小的时候，妈还不会做母亲，也不知道怎么爱我。像是芽芽爱我的表达方式就是舔舔我，然后狠狠的咬一口那样的。舔我可以，咬我让人难以接受。我妈打我，因为有一些小事，我敢肯定是因为一些小事，那时候的我不足以闯出大祸来。我反抗，即使反抗的力量很微弱，也仍然要任意妄为。一个顶好，两个顶拧，打起架来不要命。我姥爷说的，我妈打我的时候我从来不跑，更多人说我傻，我姥爷唯一一个说我，这个孩子不好管。我头顶上有两个顶，也就是两个旋，我也倔得可以，这性格不好。
在北京我时常感觉到孤独，我觉得我竟然一点都没变。当年还小的时候，喜欢上山吹风，喜欢去火车道旁边吹风，呜呜的风声，和隆隆的火车声，只有这两种，天地异常的安静，我异常的放松。姥爷从遥远的山沟把我叫回来，回家了，吃饭了，家里熬了浓香粘稠的粥，我喜欢凉着吃，凝固了以后像是琼脂一样的，很多年没有吃过了。
傍晚的时候西边院墙隔着街道，常常有小推车过来，卖豆腐豆腐脑豆浆油条炸饼。脸色黑的老阿姨推着车，叫卖着“豆腐~”，我总是听成了“哦吼~”。有那么一次听到叫卖，姥爷给了表兄五毛钱，表兄带我欢快地跑到卖豆腐的小车，要上了两小碗豆腐脑，人家找给我们俩三毛钱，表兄我们俩吃的甚是欢心，我还和表兄一样放上了一点辣子。
那是我第一次吃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以前我不喜欢豆腥味，深觉难受，也不喜欢姜，甚至误吃到姜都有可能呕吐，我也不能吃辣，爸爸曾用筷子沾了一点点的辣椒酱到我的舌头上，只星星一点，我就被辣哭了。你们不知道吧？此时吃着四川火锅和辣火鸡面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我曾经有那么长的时间不敢吃辣。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来，曾经不能接受的东西，现在也不是那么讨厌，甚至喜欢。北京好邻居店里常有豆浆卖，单位门口也有一家，没胃口的时候常常去买一杯，2.5元一杯，大概250ml，寡淡寡淡的，可能是为了照顾我这样不喜欢豆腥味的人，我却想念叫卖“哦吼”的黑脸阿姨家腥气很重的所有的豆制品，那些据我姥爷说，他吃了很多年，直到她家关了门。
现在才知道，好吃也好，难吃也好，那都是纯粹。
有时候下班晚了，小店都关了门，我常去一家麻辣烫店吃饭。无论荤素都是16.8一斤，选了很多但是烫出来只有那么一点，我总怀疑他们家称有问题，但是没办法。
麻辣烫总是要烫一段油条的，不压秤也比较抗饿。这油条吃得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姥姥家了。
那时候还没有上学，幼儿园都没有上。我妈觉得我应该独挡一面，让我独自一人去姥姥家住，独自一人回来。
四岁还是五岁我忘了，放现在是没有父母敢这样对孩子放手的，我妈敢。来时是叔叔骑摩托车上班顺道捎上我的，在姥姥家住了半个月左右，这期间上山偷了几次青桃。是超颖家山上的青桃，清早的时候超颖就来叫我，姥爷非让我吃根油条再出去。我姥爷跟我爷爷心里似乎都觉得，买来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好东西要给爱的人。普通人家是不长做油条的，因为麻烦，蓬松又截断分明的油条做出来是需要一定的功夫的。
我姥爷应该是一直认为我喜欢吃油条。每次来都会买，我在家时候的早餐往往是我不喜欢的挂面汤，而且我妈厨艺不好，在外吃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帮助我妈接受了这个现实。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油条真的太好了，当年的时候不懂。
后来我回家了，因为姥爷家到我们家有直通的大巴车，我妈执意要让我自己回来，临行的时候，姥爷去送我，还买了一大包的油条让我带回去。车来了，姥爷多给了售票员四块钱让看着我一点，因为晕车的缘故，再三嘱咐让我坐在前边，却还是不放心，售票员满口答应着让姥爷放心。
我不懂，在那个满车的陌生人面前，我沉默着，从车头的位置一路一路的被人换到了车尾，颠簸得我难受。不知名的大叔坐在我旁边，车又上来人了，又一个大叔指着我跟我旁边的大叔说“把你闺女抱起来，我坐这”，大叔说这不是我的孩子。
“你爸妈呢？”
“我不知道。”
姥姥家到我家大概需要四十分钟，也许是因为小时候日子过得很慢，那次的四十分钟显得无比的漫长。终于看到了我家那排大杨树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解脱了。我从后门下车，我不敢去车头拿我的油条，穿不过那一群山一样的大人，姥爷多给的四块钱，白搭了，那时候四块钱可以买五十多根油条，够我吃一个多月。
没事的时候我常常在单位安全通道的小门望着外边吹冷风。前门对着的是无比现代化的首都，后门对着的是老北京，成群的鸽子带着鸽哨飞过四合院墙冒出来的树枝顶着灯笼样的柿子。晚上的时候，树影特别好看。再过些年，后门的老北京也要评改，这样的景象也渐渐地远去了。
在北京总有我说不出的故事，总是冷冷的。我时常想起那些远去的人们，有大大的夕阳，和会移动的白云以及微凉的风和冬天里皴裂的手背。
姥爷去世前一天，我看到我姥姥的手也是皴裂的，老皮很厚很硬，我用随身带着的旅行装润肤霜给姥姥均匀的涂抹，那双手刻满了岁月。
如今，姥爷去了，想到姥姥自己一个人，住在那个小院里，草木仍旧疯长，院子里的鸡窝已经没有鸡了，我的愁绪，我姥姥的愁绪，怎凭是一张嘴、一支笔、一台电脑能够说得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