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是拿来审判的。”
二十五岁的时候，是枝裕和失恋了。
在上班的时候，他听到了他之前一个一直很喜欢的女孩子要结婚的消息。他给公司请了假，呆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坐立不安。他想写些什么。
他开始写《下一站，天国》的剧本。这是一个对所有人的提问：如果你即将进入天国，你会回想起人生中的哪个最幸福的时刻？
多年以后，在接受《人物》采访的时候，他分享了他认为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是关于女儿的。
当时她4岁，刚开始上幼儿园，每周都要学钢琴。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送她去上钢琴课。我们俩手拉着手，在路口等红绿灯，她突然抬头看着我，非常认真地问，「我以后是不能嫁给爸爸的，对吗？」我当时回答她，「不行啊，虽然很遗憾，但真的不行啊。」
我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真的差一点点就要哭出来了。当时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一直记住这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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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之前，每次失恋的时候，是枝裕和都不想工作了。不想做导演，不想跟人打交道。
二十五岁的是枝裕和躺在自己的床上，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以后要干什么？
是枝裕和本来想做个小说家。但在考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之后，他开始大量接触电影，还看了那个时候出现的大量描写家庭生活的日本电视剧。
后来这些电视剧编剧仓本聪、向田邦子和山田太一等人的剧本集集结出版，是枝裕和对此爱不释手，志向便从小说家变为了编剧。
毕业后，是枝裕和进入TV MAN UNION电视纪录片公司，开始着手拍摄很多电视纪录片、制作电视节目。
当时他在《地球ZIGZAG》做编导。这是一个类似国内《变形计》一样的节目，记录一些学生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环境的餐馆工作的过程。
一期节目里，他们本来觉得学生做的咖喱会非常难吃，于是便让这些学生做给主厨吃。没想到这些厨师吃了之后居然纷纷赞扬说好吃，这让节目组大吃一惊，因为这样的话节目就没法拍下去了。
当时节目组出主意，说要不重拍一遍，让厨师们做做样子批评一下学生们，要不节目效果不好。身为负责人的是枝裕和经过了一番挣扎，最后还是同意了。
后来又有一次节目，有一个参加的学生非常傲慢，瞧不起餐馆的工作人员。餐馆里当时坐着老板瘫痪的父亲，这位学生还说：“这个餐馆居然还要养一个瘫痪的老人，真惨啊。”当时餐馆老板很生气，就对是枝裕和说，你们不要再拍下去了，受不了了。
是枝裕和就对老板说，你明天可以教训一下他，我们节目组的摄像机还在拍着，他估计也不会太猖狂。
第二天，餐馆老板就训斥了这个同学一顿。但这个同学居然以为这是节目组为了制造节目效果安排的。他站在餐馆门外，还等着老板过来给他道歉，把他给请回去。
是枝裕和实在是气急败坏，于是立刻就收拾东西回去，不拍了。结果这次完成的这个半成品节目被上司束之高阁，他也因为这次失败的拍摄，被节目制作组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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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是枝裕和只能干点独立制作的活——也就是自己拿个DV自己选材自己到处拍拍。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收入低且不稳定。由于这次挫败，他在拍了好几部优秀的纪录片之后才得以重回正轨。
在自己选材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他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社会问题。他拍一群学习如何养牛的小学生，拍日本第一个公开现身公共领域的艾滋病患者，拍因医疗事故导致无法拥有任何新记忆的人，拍在福利政策削减后无法生活下去而自杀的两名战争遗孤...
在各种社会议题背后，他更关注还活着的人的生活现状。这反而是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视角：因为影像无法重现死者，亦无法描绘暴行，唯一可以勾勒的，只有当下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行为与选择。
除了《下一站，天国》，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是枝裕和还写出了《无人知晓》的故事大纲。这两个剧本在日后将成为他的第二部和第四部电影。但在策划时因为之前联系的电影制作公司预算不够，以及自身拍摄电影的经验不足等等原因，是枝裕和始终无法如愿。
在拍电视纪录片的第七个年头，是枝裕和前往台湾拍摄了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对他影像风格、拍电影方式影响极大的台湾导演侯孝贤。“成为一名电影导演”逐渐成为了他努力的方向。
1995年，三十三岁的是枝裕和终于得到了拍摄处女作的机会。根据宫本辉小说《幻之光》改编的同名电影使他在同行中崭露头角，也使他获得了参加威尼斯影展的机会。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枝裕和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侯孝贤。侯孝贤对是枝裕和的处女作如此评价：“技巧很棒。问题是，你在拍片前已将全部的分镜图画好了吧？”
是枝裕和心里一惊，回答道：“是的，因为没有自信。”侯孝贤又接着说：“镜头要摆在哪里，不是应该等到现场看过演员的表现才决定的吗？你拍过纪录片，应该懂吧？”
是枝裕和很惭愧，决定在之后的电影中更加放开前期剧本和分镜图的准备。
刚开始拍电影的是枝裕和非常谨慎胆小，电影拍摄过程的每一步他都要事先策划好，分镜头、台词、场景都要规规矩矩地按计划行事。在受到侯孝贤的批评之后，他开始了他的实验之路。
那个时候的是枝裕和总在思考一个问题：电影是什么？剧情片该怎么拍？
在第二部作品《下一站，天国》中，他起用素人演员，用记录的影像和安排的影像相交叉的方式讲一个故事。《下一站，天国》在1998年的南特影展跟贾樟柯的《小武》一同赢得了金热气球奖，颁奖人是是枝裕和的偶像侯孝贤，这使他收到了很大的鼓舞。
在第三部作品《距离》里，他甚至直接抛弃剧本，没有事先设计的台词，只有角色设定，最后根据演员的表现来进行自由拍摄。
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演员无所适从，不知道导演想要什么，于是所有出场人物看上去就像导演本人一样。是枝裕和在《距离》中也吸取了教训，明白了“演员在拍片现场的自由”和“拍出来的成品看得出自由”是两回事。
于是在2004年的《无人知晓》中，是枝裕和完成了他第一次成功的尝试。这部电影在当年的戛纳大放异彩，最后拿下了戛纳史上最年轻的影帝。在现在看来，那曾经是他离金棕榈最近的一次尝试。后来的几年里，是枝裕和走向了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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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知晓》的故事原型是日本1988年震惊世界的“西巢鸭弃婴事件”。在这个家庭里，一个曾经被男人骗过的女人与他生下了一子，随后陆续跟不同的男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三个女孩。一家人一共五个孩子，都没有报户口。
白天女人去百货公司上班时，就让大儿子照顾剩下的孩子们。有一天，女人为了跟另一个男人私奔，抛弃了一家孩子，只会偶尔和大儿子打电话和寄生活费。六个月后，房东终于发现这个家里没有大人，于是打电话报警。
警察来到这个家，在衣柜里发现一具小男孩的尸体。他以前生病死去，做妈妈的却没有处理，只是把死去的小孩塞到衣柜里去。警察同时又发现最小的妹妹不见了，结果在山里面挖出了两岁小女孩的尸体。
小女孩当时因为肚子饿，所以把大儿子的朋友留在他们家的泡面给偷吃了，朋友很生气，决定要处罚小女孩，于是他当场就把小女孩像球一样地给踢死了。
最后，大儿子和另一个朋友把小女孩帯到山里，埋了起来。
1989年是枝裕和就已经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了，但当时写的剧本比最后成型的更加具有戏剧性、冲突更强烈。然而，在2002年开始制作这部电影时，是枝裕和已经四十岁，想法变得更成熟，也不得不开始站在成人的视角去审视这整件事情，意识到“电影不是拿来审判的”。
于是是枝裕和修改了剧本，填充了更多生活化的镜头。当时日本的报纸在报道这个家庭情况的时候用的都是“地狱”这样的词，但是枝裕和在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是枝裕和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哥哥没有抛下弟弟妹妹们出走呢？
在这个哥哥常去的零食店里，是枝裕和看到了他平时在这里跟其他小朋友们一起在放学之后画的画。在哥哥的画里，一家人总是一起出现，标题总是“爸爸妈妈又带我们去哪里哪里玩了”之类。
这部电影以小孩为主角，虽然前期策划拥有完整的剧本、具体的台词，但是枝裕和没有让小演员们看剧本，一切反应都是是枝裕和现场指导。
这是是枝裕和第一次拍小孩，对怎么拍小孩毫无头绪。他当时反复观摩了许多英国名导肯·洛奇和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的电影，他很好奇《小孩与鹰》里最后小孩的反应是怎么变得如此逼真的。
后来他看到了肯洛奇的访谈，肯洛奇说当时他在培养完小孩和鹰的感情之后，做了一个很逼真的鹰的模型，然后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告诉小孩说你的鹰被你哥哥弄死了。小孩看到在垃圾桶里的鹰非常生气，直接就拿着鹰的尸体跑过去找他哥哥，而这一切都被摄像机拍摄了下来。
是枝裕和看到了之后，承认自己永远也无法像这样拍电影。他不想骗小孩，也不想挑逗他们的情绪。他后来自己拍小孩的方式是比较温和的：不告诉他们之后会发生什么，一切都是临场发挥，由镜头直接记录下当时的反应。
而在影片拍摄之前，他会鼓励孩子们发言，征求孩子们的意见，再根据孩子们自己的想法修改剧本，而不是用剧本去指导孩子。在拍《奇迹》的时候，里面大量的台词和行为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那都是是枝裕和没有编排过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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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人知晓》大获成功之后，是枝裕和跑去拍类型片了。他拍了一个跟充气娃娃有关但却跟色情无关的故事《空气人偶》，拍了一个跟武士有关却跟复仇无关的故事《花之武士》。
2005年，在拍摄《花之武士》的时候，是枝裕和的母亲过世了。
他当时忙于拍摄，沉迷工作，无法一直照料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母亲很乐观，总是对他说去工作吧，自己很快就好了，是枝裕和也觉得母亲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并没有到很差的程度，再加上觉得自己大小算个名流，也认识不少好医生，有能力支付高级医院治病的钱，他并没有想过母亲会那么快过世。
但母亲去世地很突然。一直到现在，是枝裕和都很惭愧生前没有好好地陪母亲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母亲直至去世之前都没能看到是枝裕和引以为傲的代表作《无人知晓》。《无人知晓》在戛纳收获好评之后，是枝裕和把他在戛纳拍的照片贴满了母亲的病床前，但母亲已经听不懂他对“电影节”的解释了，相反母亲还很担心他，觉得电影这一行很难做，会让他吃不上饭。那一年，是枝裕和才四十三岁。
拍完《花之武士》，是枝裕和开始写一个关于他母亲的故事。在剧本的第一页，是枝裕和不无懊悔地写了一句话：“人生路上，总是有点来不及。”
当他把剧本交给制作人时，制作人说“这是你六十岁才要拍的电影”，但是枝裕和表示，不立刻拍这部电影，他的人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2008年，是枝裕和拍完了《步履不停》，但都没能入围当年的三大电影节。是枝裕和并没有因此感到沮丧，对他来说，这只是完成了他对母亲的交代。他的母亲跟日本女演员树木希林很像，毒舌、有自己的脾气，但对家人都很温柔，在《步履不停》里他如愿请到了她来饰演他的母亲；他很喜欢吃母亲做的玉米天妇罗，在《步履不停》里，他也用到了这个梗。
更重要的是，拍摄完《步履不停》之后，是枝裕和不再拘泥于电影的本体论和“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了。
在《我在拍电影时思考的事》中他写道：“过去多少因为是电视纪录片出身有些自卑情结，也因拘泥于‘电影是什么’的分类和方法论而对作品赋予‘为思考而思考’之嫌。但是在《步履不停》我不再追求那些方法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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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亲的一切，是枝裕和用了两部电影才完成了对她的告别。一部是2008年的《步履不停》，一部是2016年的《比海更深》。
在《比海更深》里，没出息的儿子在台风肆虐的夜回到老母亲的家里。沉迷赌博的他失去了家庭，儿子跟着前妻离开了自己；他的事业也并不顺利，尽管自诩为小说家，但已经多年没有进行创作，经济也因赌博陷入了低迷，甚至想通过变卖父亲的遗物来还钱。
台风夜里，母亲劝儿子的前妻和孙子留下暂住，也好给儿子一个挽回家庭的机会。
在餐桌上，儿子和母亲听到电台播放的邓丽君的《别离的预感》。里面有句歌词：“比大海还深，比天空更蓝，要我比这样还爱你，我也做不到了。”
母亲听到之后感慨，“我到这把年纪了，还没有爱过谁比海更深的。”然后又问儿子：“你有吗？”
儿子没底气地说，“还算有吧。”
母亲看到他泄气的样子，开导他说：“一般人都不会有的，但还是每天过的开开心心的。不对，就是因为没有才过的开心的。平凡的生活也能自得其乐。人生嘛，其实很单纯的。”
儿子在这个台风夜里，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是母亲让他知道，失败的人生也未尝不值得一过。
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失败者俯首即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鸡血，也不是鼓励，他们更需要的是来自他人的陪伴和温柔。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家人”。
是枝裕和对“家人”的定义并不严格。他认为使“他人”成为“家人”的，并不是“血缘”，而是“时间”。这一点，在他2013年的电影《如父如子》和2015年的《海街日记》表现的尤为明显。
这两部电影同时也开始了是枝裕和曲折的冲击戛纳之路。《如父如子》和《海街日记》连续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却颗粒无收，到了2016年，《比海更深》则被降级为一种关注单元，2017年的《第三度嫌疑人》更是被戛纳拒收。
但此时的是枝裕和，倒是不太在意自己的电影是否能得奖了。从《如父如子》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想成为的并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匠人——如何把一个想讲的故事打磨成观众更喜欢的样子、如何去展现那些在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细节。
说实话，在电影上是枝裕和早已停止了进步。他现在更关注的是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如何为日本的电影界提供更多的人才，如何让真正拍得出好电影的人拿到更多的钱。
从2014年开始，是枝裕和开始在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任教，展开关于如何制作大电影以及影像教养的课程，任期至2019年。与此同时，2014年是枝裕和还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分福”，致力于独立制片和培养新的电影人才。
这次新片《小偷家族》的戛纳之旅，是枝裕和自己心里也没底，他是这里的常客了，每年来一次就当旅游了。
《小偷家族》放映结束之后，场内响起了长达九分钟的掌声。这时的是枝裕和还不知道几天后他会拿到金棕榈，他只是在冥冥之中，有了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说，这样的夜晚，真的太美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