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每当假期，总是固有那么几部电影在荧屏上反复播映。其中一部汤姆汉克斯主演的，每映必看，印象深刻。故事大致是说：一个孩子总是被学校里的坏同学欺负，所以一心想要长大，变成能保护自己的大人。机缘巧合的一天，他走进了一个流浪马戏团的篷区，鬼使神差的向着一台造型骇人的许愿机投下硬币。他许愿自己能一夜长大，然而第二天竟真的实现了。电影里的主人公带着成人的皮囊，孩童的心智在成人的世界里游荡，他教训了一直欺负他的同学，甚至和美丽的女老师发生了感情，但同时的他也体会了成人世界的痛苦和无奈。电影最终的结局是完满的，对成人世界感到倦怠失望的主人公又回到了许愿机前，让人生回归了正轨。可是我下面要写的那个人，在我眼里同样是一个误入了成人世界的孩子，却远远没有那么幸运。

  顾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华语文坛的朦胧派诗人，作家。只要对中国近代诗歌稍有了解，那他一定是一个逃不过的名字，即使不知道他，也一定听过他的那首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初次阅读顾城是很早以前的事，算来恰逢青春的起点，对那些诗句未必懂，可却不影响对它们莫名的喜欢。而今，我也已有了些年纪，原本能够背诵出的那些句子也早已淡忘，可读来依然觉得好，只是心里再也没了曾经的颤动。也许是因为他诗句里忧郁又隐隐透出的温度，只会与那个年纪的心境契合，又或许只有在纯澈懵懂的目光里那些字与词才更加熠熠生辉。

  顾城撼动文坛乃至整个华人社会的不单单是他的诗歌，还有他的死。众所周知，他在1993年于新西兰的激流岛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原因至今是个谜。很难说将他杀妻自杀定义为谜团是否得当，因为知道真相的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讳莫如深。但如果能对顾城的经历，性格和他的思考做些考究，就不难在看似怪异的一切中疏离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当然，杀人者理应得到惩罚和指责，谁也无法为夺走他人生命的罪行辩护，但时值二十四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能脱离开自身的道德认知，站在事件中的人物身边想一想，那对于逝者将会是应得的尊重。

要试图解读顾城，绕不开的还是他的童年经历。顾城出生在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他的父亲顾工就是一名诗人，建国后在北京八一制片厂做了一名编剧。在那个文化运动一浪紧随一浪的年代，作为文人的顾工一家自然也无从幸免，全家被下放到潍坊的农场劳动，可也就是这个看似不幸的经历对顾城来说却是一段无比幸福的时光。顾城天生具备诗人的浪漫，又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表现出了极高的文字天赋。虽然劳动农场的生活闭塞乏味，可对他来说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日子恰恰是他一生眷恋的天堂。他在大自然里观察，他从昆虫和草木身上感知这个世界，他像是铺展开了无数个敏锐的触角去接受上天的对万物的启示。他曾在一段话里这样说：

“我可能永远无法用语言说清那个时候的感觉——你知道钟在走，每时每刻，像是一只绝不放过你的手，把你推向这个墙，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干什么？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情？时间这么短，我可以算出来，我活了一千天，两千天，没有几个几千天的，时间非常短，我觉得我不应该做我不爱做的事，我就坐在草中间看那些昆虫爬上草叶，然后到哪里去，但是天看着我，天知道，就像我看着这个爬动小昆虫，我知道一样。这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安慰。”

1977年顾城初次在文坛崭露头角，也就在两年后的一列上海驶往北京的火车上，他初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上海姑娘谢烨。虽然此后他们相隔两地，但在他们一直保持着长达四年的书信来往。他在其中一封给谢烨的信里记述了他们相逢的场景：

“买票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见你，按理说我们应该离得很近，因为我们的座位紧挨着。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你了吗？我和别人说话，好像在回避一个空间、一片清凉的树。到南京站时，别人占了你的座位，你没有说话，就站在我身边。我忽然变得奇怪起来，也许是想站起来，但站了站却又坐下了。我开始感到你、你颈后飘动的细微的头发。我拿出画画的笔，画了老人和孩子、一对夫妇、坐在我对面满脸晦气的化工厂青年。我画了你身边每一个人，但却没有画你。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你对人笑，说上海话。我感到你身边的人全是你的亲人。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我们是怎么开始谈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话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鼻线和嘴角有一种金属的光辉。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给你念起诗来。”

就在相识四年，往来二百多封信之后，这对遥隔南北的璧人终于结合了。与此同时，顾城的创作也获得了诸多肯定与荣誉，但却并没有给顾城夫妇带来经济上的实惠。同是诗人又是两人好友的舒婷回忆说，贫穷几乎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生活，曾经亲眼看到他们手拉手去银行取出十元钱，做为当晚的菜金。贫穷与诗人似乎自古就是一对难分的两生花，但是即便如此，对谢烨来说这样的生活依然是无比幸福和美满的。有人说谢烨完全传承了中国传统女性贤良淑德的品质，我深信，也以此感到悲哀，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事情会是另一番结局。

谢烨对于顾城的感情从开始就不单单只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其中还有对一个文学天才的敬仰和崇拜。在同样酷爱文学的谢烨心里，顾城不仅是丈夫，也是偶像，她把与顾城的结合视为一种理想的达成。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因素的存在才让她表现出了后来常人所不解的宽容。她爱顾城的才，也爱他的偏执，爱他的孩子气，她把顾城的好与坏真正的看成了一个整体，一并爱着。相较于妻子，她的爱更像是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她尽可能替顾城把俗世的庸扰挡在生活之外，让他活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

1986年，顾城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结识了人生另一个重要的女人——李英。李英是与谢烨完全不同女人，她大胆活泼，敢爱敢恨。李英老早就仰慕顾城的才华，相识之后更是彻底被顾城散发出来的诗人魅力征服，以至于在1988年，顾城夫妇移居新西兰之前到她家里告别，她竟当着谢烨的面，亲口道出了对顾城的爱慕，而谢烨一边翻动着手里的杂志，一边平静的听着。谢烨为什么能够面对另一个女人向自己的丈夫而表白听之任之？这看似无法理解的表现其实都可以归结于谢烨性格的温良和对顾城的崇拜。她理解李英，她理解一个年轻的女孩面对顾城的那种倾慕，就如同当初的自己。她也体谅顾城，她体谅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难免也应当得到众人的崇拜。但问题是......她偏偏忘记了自己。

顾城的成长一直都是被动的，他内心对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男子极不情愿接受。他曾经这样说：

我坐在一棵伐倒的树上，摸着那个新鲜的树桩，有一种白色的光明，一个声音，在我心中醒来，好像穿过一个白色的池塘，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候我看见了我的生活，非常可怜，作为一个男孩儿到男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为了活下去，为了恐惧死亡，我做了这么可怜的事情——我要学习一种语言。

诸如此类的句子顾城还写了很多，更直接的佐证是他的那顶像裤腿做成的帽子。关于顾城为什么总戴着它的传言不少，但我个人更倾向于相信那是他潜意识里对自己思维的保护，是把自己的内心与成人世界隔绝的道具。做为一个诗人，如果能始终保留住孩子般的纯挚与敏锐，自然是幸运的。但是作为一个丈夫，那又是整个家庭大大的不幸。

谢烨在随顾城移居激流岛之后，短时间内心理起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顾城对她的依赖，不会英语的顾城来到新西兰之后几乎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谢烨照料，大到工作来往的翻译，小到邻里之间的交谈，对此谢烨一直用一种近乎宠溺的态度去配合，然而就是这种宠溺加重了顾城的偏执与任性。对一个孩子来说，母亲始终是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对于离家远居地球另一端的顾城，谢烨刚好填补了母亲的空缺。人前是风光的诗人太太，人后却是诗人的秘书、保姆和老妈子。我们很难猜测如果事情按这个顺序发现谢烨对顾城的爱是否最终也会消磨殆尽，但在那时候的关系中，平衡点依旧握在两人手中。然而好景不长，接下来发生的事，催化了两人感情的灭亡。

谢烨怀孕了。在这件任何一个家庭都会为之欢喜的事情上，却在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不小的争执。在谢烨传统女性的思维里，她想要留下这个孩子，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但顾城并不这样想，在这四面被海水隔绝的孤岛上，在他们那栋质朴的寓所里，他已经构筑起了自己的“大观园”，“大观园”只能有他一个“宝玉”，他绝不允许另一个人来分释他的爱，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孩子。他曾对坚持要生下孩子的谢烨说，如果是女孩就留在身边，是男孩就要送回北京老家给父母带。1988年，他们的儿子，桑木耳出生了。

儿子的出生被顾城视为对生活的侵扰，他要求谢烨把孩子送回中国，可谢烨不舍得与刚刚出生的儿子分离，在她的一再央求下，最终采取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把桑木耳寄养在当地毛利人家里。顾城对谢烨原本就有极强的控制欲，不让她化妆，穿艳丽的裙子和泳衣，儿子出生后这种控制又变得越发严苛。他不允许谢烨去看望儿子，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而谢烨也只有在摆脱顾城监管的短暂间隙才能去偷看一眼儿子。有一次她长达半个月没能脱身，让寄养桑木耳的夫妇很不满意，认为她对儿子漠不关心，这让她难过了很久。

  曹雪芹的红楼里有十二钗，顾城的“大观园”里自然也不能只住一个谢烨。顾城在移居新西兰的日子里始终和李英保有书信的来往，在1990年，甚至资助李英来到激流岛与自己和谢烨一起生活。在关于三人共同生活的众多记录里都有提到说，那段时间里谢烨对李英的关照简直可以用无微不至形容。她帮助李英办理定居的手续，给李英洗内衣裤，甚至在顾城的小说《英儿》中还有提到说，谢烨把准备好的避孕套送到李英手上。对于这反常的一切，更多人的解读是因为谢烨的大度，可作为妻子，任由另一个女人住进自己家里，与丈夫同居，这种违反人性的表现，绝不是一句“大度”所能解释的。那谢烨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她想要李英来替代自己。

  没错，最终谢烨离开顾城绝不是短时间内的决定，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思想拉扯之后无奈的选择。而这个决定的萌发期，一定是早在李英来的激流岛之前。顾城日益加剧的孩子气与偏执实际上早已令谢烨感到了疲倦，而他对亲生儿子的漠视和对自己的束缚更是令谢烨心如死灰，但她又不能允许自己一走了之，她知道顾城没了自己是没办法在新西兰独自生存的，而这个时候她发现了顾城和李英的婚外情。她一定也痛苦过，不甘过，她一定会一遍遍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付出了所有的爱与信任却最终换来了顾城的背叛，可那时已对顾城的爱已无多的她，很快把一切视为了自己抽身的机会。她以为李英对顾城有和她同样的情感，把顾城交给了他真正爱的人自己也能够放心了。可她完全错了，李英绝对不是同她那样的女人。

1992年，也就是三人共同生活的第二年。顾城夫妇获得了一次到欧洲诸国讲学的机会。在他们离开激流岛不多久后，李英也随一个大她许多的英国男人离开了。李英的不辞而别对顾城和谢烨来说同样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顾城一面大骂李英的忘恩负义，一面又依旧深陷在对她的爱里无法自拔，不久他便开始以三人的情感经历为蓝本创作《英儿》这部小说，书中他用唯美却直接的方式把他和李英的感情纠葛与性爱经过统统写了下来，而匪夷所思的是不懂得使用电脑的他，整部书稿都是由谢烨帮忙转录的。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穿海蓝的裙子，像小女孩似的在风中飞跑。也许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跑步的样子，上学的样子，但她蓝色的裙子确实像海水一样，在风中飘动。

我在她身后说话，看她一步步走着，裙衣不知怎么在飘动中变成白色。我们在山间看见那片水了，是好几个人一起去的，石头在溪水中间交错，鱼躲在石头下。你对我说有人把你的鞋藏起来了。

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们创造的那种生活、谈笑、相互的戏谑，对我的嘲笑，各种妙语的珠连，是一种永远不可替代的和谐的趣味。是我们喜欢的，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够代替的。但是她的身体却是盲目而脆弱的，像是一个篮子谁都能把它提走。

她好像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渐渐地变得隐秘而丰润。当我的手沿着她的身体慢慢下滑的时候，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言状的爱怜。

那个柔和甜美的身体，好像一直在幽暗中蜷曲着，到处都是飘动的触觉。我应当守护她。

雷，你不知道，你永远不知道，女孩和女孩有多么不同。 ”

  一个女人如何能容忍丈夫这样写下对别的女子的痴缠留恋？只有一种可能——那时的谢烨已是彻底的死心。她的心死不单是对顾城，也是为自己能完满抽身感到绝望。即使是一个不再爱的男人，即使那时谢烨一心只想摆脱，可那毕竟是多年朝夕相处的丈夫，是自己曾经崇拜倾慕过的顾城，可以想象她在敲下那些缠绵悱恻的句子时内心是如何的颤痛。她把这部小说看做是为顾城做的最后一件事，也视为将自己从混沌中摇醒的双手。

对顾城彻底绝望的谢烨终于想起了为自己和儿子打算。就在她与顾城四处讲学，李英背弃逃跑的同时，另一个男人在她的身边出现了——大鱼先生。至今没有一份资料记录过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是在德国生活了八年的华裔学者。也许是谢烨的困顿让大鱼见到了机会，也让谢烨看见了他的优秀，他们开始频繁的电话联系，而这一切最终也被顾城发现了。谢烨没有隐瞒自己的选择，他坦率的告诉了顾城大鱼的存在，并且告诉他大鱼将在不久后接她离开。顾城的“大观园”彻底崩塌了，李英击碎了他的爱情，如今谢烨又要带走他的亲情，也许那一刻他才从自己的世界里幡然悔悟，他终于明白没有一份爱是永远摆在面前让他无条件索取的，像是在深梦中被摇醒的孩子，痛苦茫然又不知所措。

1993年10月8号，就在大鱼约定要来接走谢烨的同一天，无法接受现实的顾城用一柄斧子永远留住了自己的妻子，而后自缢身亡。

  2014年年初，故事唯一的生者李英病逝于悉尼。离开顾城夫妇的她，辗转两次婚姻最终远嫁澳大利亚过上了貌似“理想中的生活”。然而没有人是可以幸免的。她曾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友人说过，《英儿》那部小说就像是伴随她一生的梦魇，让她像在所有人面前赤身裸体。她也曾化名麦琪出版过一部叫《魂断激流岛》的小说，然而她的洗白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理解。

莫言说：不要从传记，哪怕是自传去了解一个作家。他的全部都在他的作品里。

顾城写：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远和近》）

他又写：

树胶般

缓缓流下的泪

粘和了心的碎片

使我们相恋的

是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欢

（《悟》）

还有：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这绝不是一个冷血的残暴之徒写下的句子。那些诗句里的确有一以贯之的忧郁，可那绝不是对毁灭的崇拜，对生命的漠然。那幽暗中总会留有的一丝温度，就像朝阳未升时天空的蓝，伤感却又让人热爱。顾城是无意中窥到了文字之秘的孩子，在谢烨的包容里任性，在李英的爱里妄为，他挥洒才华又执宁的想要拉着谢李过上自己幻想的生活，天真的以为这样的三人关系牢不可破，却最终亲手毁灭了一切。

从医学的角度看，顾城无疑长期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特别是在移居激流岛避世之后，病情日益加重。他曾仅仅因为邻居抱怨他养的鸡太吵，而愤然将几百只鸡杀掉，割下鸡头，装满一个袋子，扔给社区管理员。除了疾病，顾城似乎与生俱来便对死亡有一种独特的认识，在他的认知里死亡不是生命的完结而是圆满。在《顾城哲思录》这本集合了他生前碎语的小册子里，随处可以读到他讲人生、诗歌、生活与死亡结合的理解。

“我的活的时候，我可以变化多端做一切事情，做鱼做鸟，做人，说话；我死了的时候，我像泥土一样安静。这是整个同一的过程，我想它需要休息，变得干净，就像树林里落满雪。”

顾城活着，可时刻窥测着死亡。当谢烨也准备离他而去的时候，他已再也没了生的理由，他把谢烨看成是自己灵魂的一部分，于是这个自私的“孩子”也将她一并带走了。

谁也不能为一个杀人者辩护，可并非每个杀人者都是穷凶极恶之徒。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谈论起顾城的时候，更多的评论是一个疯子，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一个杀妻的变态，甚至他的那些诗歌也变得遭人唾弃，我们总是习惯用自己的眼光，单一的角度去评判别人，即便那是个异于常人的天才诗人。“不疯魔，不成活”。梵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草间弥生四处涂鸦着她的波点，三岛由纪夫切腹，海明威自杀，但谁又能否认他们都曾是顶尖的艺术家。有时候我们很难说的清是那些疯狂的行为是成就了他们，还是毁灭了他们，因为那些疯狂与优秀的作品本就是一体的。

  诗人舒婷（也是顾城夫妇生前的好友）曾发表过一句后来多被诟病的话：“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谢烨是不是宽恕过了，但时隔几十年，所有的恩怨早已不再甚嚣尘上，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换个视角去理解这个误入成人世界的孩子，记住他诗歌留给我们的美好，用我们黑色的眼睛望向光明。

©本文版权归 遠離喧囂 所有, 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