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性导演玛伦·阿德2016年推出的作品《托尼·厄德曼》，颇受媒体关注，分别提名第69届戛纳金棕榈奖和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自然，它也成为各大电影杂志的年度佳片之一。这种种的荣誉，让我们没有办法对它视而不见。
电影的主角是一对父女，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处处充满着隔膜。女儿事业繁忙，生活节奏急促且压力大，以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形象示人，而父亲所信奉的处世哲学是有些荒诞的“幽默和玩笑”，他喜欢戴着假牙玩“简装cosplay”。
这两代人间，存在着一条观念的“鸿沟”。
刚开始，当父亲的狗死后，摆脱不了孤独和悲伤的他，前往女儿出差工作的地方去看她。此时，女与父在地理空间内的距离被迫拉近，在此前提下，女儿必须要一边工作，一边与父亲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里，父女的矛盾不断升级。导演将两人冲突不断积累的过程，拍得很有意思，拍出了亲情（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那种彼此在乎，却不明说，处处充满尴尬和冷场的人物关系，处理得很细致。矛盾爆发之后，女儿以为父亲回了家，然而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父亲，并没有。他化妆打扮成陌生人——托尼·厄德曼——极大程度地介入女儿的工作和私人生活，促使她认识到生活的价值，自己活着的价值。这种介入行为，也缓和了父女间的亲情关系。
《托尼·厄德曼》主要讨论两个主题：一是人和人的关系，一是人对生活的认识。
前者体现在父女之情，后者则是女主通过父亲的“介入行为”，由被动到主动追寻的一段“自我认知旅程”。前后两者都是互为联系，共同作用的。
父女这对人物的关系是互益的，其实片中那位虚构的人物“托尼·厄德曼”同等重要。正是他在中间充当缓冲剂，才让这对父女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女儿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位托尼·厄德曼是自己的父亲，当他出现在自己朋友、同事面前时，她碍于面子上挂不住，没有揭穿他。父亲也没有故意不让女儿认出来，他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想知道女儿到底过得怎么样。他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闯入”了女儿的世界，一路下来，知道女儿的生活方式并不健康，也知道女儿并不幸福。父亲的种种行为都基于他对女儿的爱，直到他化成巨型长毛玩偶，最后女儿给他的拥抱让影片的情绪达到最高点。
“埋头拥抱”这一个动作，便是父女矛盾消解的有力凭证。
女主对自己生活的认知，是这个角色内心的“自我冲突”，这种冲突比父与女在故事情节上所具体表现的“三观冲突”要深刻得多。
“自我冲突”已经不仅仅关系到她本人的工作、她为了谈成一个项目所付出的心力、她生活里的种种压力和遭遇等等这些了，而是上升到“我是谁”的哲学命题上。
不管是女主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当代中产阶级的生存压力和精神焦虑这一时代病症，还是在此病症下女主所作出的“吸毒”“泡吧”“怪异的性爱”这样的宣泄行为，都只不过是促使她最后思考“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外在刺激因素。
电影里，女主追寻的结果是乐观的，当她从父亲那里拿来假牙戴在自己的嘴里时，我们就已经知道，女主选择了“幽默”，导演并没有把它拍成一部“追寻的反讽电影”。
导演通过大量的手持摄影，造成一种自然真实的影像美学，极力避免人工雕琢的痕迹，呈现出女主逼真的工作和生活图景，当这种“银幕真实”外延到屏幕之外，你的“真实”时，你又是否想过你的生活呢？是否想过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假大空”嫌疑，但却是隐藏在很多人内心，让他们产生焦虑的根源。如果细想人生的话，实在充塞了酸楚无奈和痛苦，叔本华认为这是人生活的本质，你想办法避开它的人，无疑是智者。
正如影片所示，避开痛苦的一大利器，无疑是适当的“幽默和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