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淡风轻
初稿日期 2015 1 18
修改日期 2019 8 21
贵州大山里来的孩子
八五年的秋天，一中外合资的汽车主机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汽车专业的大学生。
公司人事部的招聘小组兵分两路，北线和南线。北线的招聘小组去了北京。在清华大学，经过学校推荐，个人申请，三轮面试，招聘到了十名汽车专业的博士生、十名硕士生。南线招聘小组去了上海交大、华南理工，广东工业大学，名校学子纷纷投递简历，场面很热闹。
中国汽车行业就要扬帆起航，对优秀的毕业生有吸引力，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能落户一线大城市是他们人生的小目标。
我参与了南线的招聘。十月份到公司报到的大学生有300人之多。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大陆高考制度刚刚恢复不久，一下子吸引了这么多汽车专业的高端人才，在业内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旋风。
如何管理好人才，培养好，让他们安心留在企业发展是个课题。公司领导班子慎重地开会，讨论留住人才方案。董事会决定拿出一部分资金，购买职工公寓，用福利分房留住专业人才。外方高管表示他们有信心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汽车专家。在欧美，培养一名汽车专业的高工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员工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福利分房的入围标准，中外方领导们一致认为已婚员工对企业忠诚度高，且专注事业，决定只有已婚的双职工可以享受这次的分房福房。
人事部公告栏前人头涌涌，福利分房的标准贴出来了：凡出示结婚证的双职工均可申请福利分房。外地户口的大学毕业生在广州落户是件很难的事，有了公司福利分房落户口就有了基本保障。喜讯在大学生中炸开了锅，300多大学毕业生奔走相告。荷尔蒙的味道在办公，车间迷漫，爱情的土壤迅速升温，比南方夏日的气温上升的还快。
出贴公告一周后，我在办公室埋头翻译文件，一对刚相识不久的男女大学生从外面走进来，手上拿着结婚登记申请表找外方部长签名。当年结婚是需要单位领导签字批准的。我是外方部长的翻译。那部长一脸迷茫：“这些大学生刚到公司没几天，彼此连对方基本的信息还没搞清楚，就决定结婚一辈子厮守了？他们决定结婚父母同意就好，为何要我批准，我和他们是工作关系，我有权同意或者不同意么？”我耐心做解释：“这是中国国情，企业领导是父母官，签名是必走的流程的喔。”其实我也不认同中国人结婚和外方公领导有什么关系。他无奈地签上了大名。我们刚准备恭喜这对新人，他们已从口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申请福利分房的报告。
有了第一对吃螃蟹的夫妻，效仿者接踵而至。二周内前来申请结婚的新人多达50多对。外方部长到中国不久，记不住中国员工的名字和面孔，他严肃地对我说：“不行，不行，这发展下去太恐怖了。你列一份新婚的人员清单，注明结婚登记每一对新人，他们是哪个部门哪个岗位的，不然他们重婚了我都不知道。随便签字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外方部长有个习惯，每天早晨要去工厂各车间的办公室巡视一遍，与每一位员工握手问好，法语中男士的单词已婚未婚是没有区别的，女士有区别。为避免尴尬我拿着结婚登记清单跟着他后面提醒他，遇到女职工，尚未登记结婚的称呼其小姐，已登记结婚的称呼其女士，一时成为公司的笑谈。
在那批新入职的大学生中，我们部门有一位贵州山区来的电力专业的大学生，高大帅气，喜欢穿件黑体恤，黑色牛仔裤，板寸头。我留意过，他的员工档案资料上有注明。他来自特困家庭，他学院领导欣赏他的才华，特别和招聘小组的负责人交待，说他是经过国家资助才读完了大学学业的，在学校品学兼优，是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希望企业重点培养。
那天，他拿着申请福利分房的申请报告到我们办公室，陈述他家的困难：父母身体不好，母亲是胃癌晚期，父亲是残疾人，他们在广州治病，没有钱租房住，天天在施工工地打游击，找临时住所。根据公司规定单身是不符合参加福利分房条例的，外方部长属技术型的性格，说话不带拐弯，一句Non,je ne suis pas d'accord回绝了他的请求。
他站在那里，面色涨的通红，措词也很愤青，或许少数民族的表达方式比我们更情绪化一些，我和部长都没放在心上。劝他回去安心工作，以后再找机会。他不肯走，还在那里解释诉求。后面又有新婚的年轻人来递报告了，他的脸色变的难堪，我请他别着急，先回去工作。万万没想到，他会因此而钻了牛角尖。
公司宿舍装修完毕，人事部公布了分房名单。发鈅匙那天，整个公司喜气洋洋，员工餐厅里挂起了彩色汽球，扩音器里播放着爱情歌曲。公司要为几十对新人在这里举办集体婚礼。谁也没有想有杀气逼近。他藏了一把细长的尖刀在棉衣里，到办公室找部长和我，想威胁我们，一定要分一间小房子给他家。不巧那天我们一大早去市府开会去了，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有其他办公室的同事看见他转身走了。他回到自己所在部门，朝着主管冲了上去，拿出尖刀捅了主管心脏两刀就跑，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不见了踪影。他不知道，主管和他一样悲催，那主管也是单身，也没有分到房子。
幸亏是大冬天，主管受了刀伤，刀尖只刺在离他主管心脏5公分远的位置上，没发生命案。收到消息，公司保卫处报了警，我们赶回公司处理。公安局派了40多人力封锁厂区，厂区几万平方，到处是刚到的设备，他们进行了拉网式搜索。
找了一天一夜没有发现他的身影。他离开了广州了？因为他带着刀，这个怀疑就更让人担心。
第二天上午，在公司的变电房找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他触高压电自杀了！名校毕业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公司办公室的气氛一下子变得伤感，痛心与震惊。他的老父母来到了公司，颤颤巍巍地跪在人事部经理的办公桌前，为他们的儿子求情，求公司领导不追究他刺伤同事的经济赔偿。
看到这种场面，在场的所有同事都很难过。
为了头上那片瓦，放弃自己年轻的生命值得么？！我无法理解他当时的思路。多年后，我跟随摄影老师来到贵州他的家乡拍摄人文图片，想起他曾得意地对我说过：“娜姐，你是不知道，我们贵州的寨子可好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