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第39个教师节暨劳大首届哲学班开学50周年

印象中，在劳大上学期间，一多半是在开门办学中度过的。开门办学，就是走出校门的社会实践，那年月，大概办大学的人也都提心吊胆，宁愿让学生多和工农群众打交道，也不愿让学生在校内待得太久，免得被“臭老九”们同化掉。

由于一次意外的中标，我用在开门办学的时间比别人更长些，此消彼长，待在课堂上的时间就狠狠地短了一大截。细细码算一下，直接为我传道授业的老师，加起来都不到一手数，令人称奇的是，这几位老师都人如其名，让我受益匪浅。

        吉悌，爱如长兄

吉悌姓任，他是我们政治系分管教学的副主任，也是后来教我们西方哲学史的专业课老师。

我和任吉悌主任打交道，也是在开门办学中。那是在第二学年的下学期，与前几次不同，这一次是带着课题任务出来的，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科研项目。项目的实施地: 徽州地区; 内容: 儒法斗争。具体做法，就是对徽州籍的儒家朱熹和法家戴震的学说思想，分别进行深度挖掘，批朱扬戴，最终编出两本书来。项目分两个课题小组，批朱小组驻歙县，扬戴小组驻屯溪。屯溪是徽州首府，任吉悌主任作为项目的校方负责人，经常往返于劳大、屯溪之间。屯溪不仅有扬戴小组，还有在两个课题组之上的领导组。

我当时是住在歙县的批朱小组成员，歙县是劳大去屯溪的必经之地，任主任每次过来都不在歙县停留，而是通知我去屯溪向他汇报情况。

批朱小组共有7人，其中歙县4人，劳大3人，组长是歙县县委宣传部的汪银辉。我们的任务，是把朱熹的一生编写成一本通俗故事，当然，这故事是带有批判性的。经过一个多月的查找资料，归类整理，然后平均分配任务，各自分头撰写。又过了半个月，任务小成，一共编写出40几个反映不同时期的小故事。就在我们按原订计划，把40几个小故事汇集在一起，进行集体审读时，问题来了。由于各人的职业和写作习惯不同，40几个小故事的风格五花八门，有的半文半白，有的慷慨陈词，还有的像通讯报道，这样的文章组合在一起成为一本书，不用叫别人读，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

组长把问题反映到屯溪的领导组，领导们胸有成竹，迅速拿出解决方案——择优选出一名统稿人。怎么择优？方法也卓绝: 每人拿出一篇得意之作，不记名，统一交到领导组评定，领导组以最终胜出的那篇文章倒追作者，此作者即为全书的统稿人。为了保证公平公正，防止因笔迹识人，要求报审的文章一律打印出来。

这个办法还真管用，但结果却出人意料。也许是因为我的文字过于浅显平淡，歪打正着地触碰上“通俗”二字，领导组最终选定的那篇文章，竟然是我写的《拜师学理》。

统稿人揭晓后，小组的其他人都笑嘻嘻地看着我，组长汪银辉一本正经地宣布: 拥护领导组的决定，就请小欧同志辛苦点吧。

我一言不发，既没有感谢领导信任，也没有豪情满怀地接下令箭，因为我的确有点懵。我们7个人，歙县的4位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劳大的3位，除我和同班同学张跃祖外，还有一位中文系的杨逊老师。杨老师是京城下放来的，曾担任过《参考消息》和《人民画报》的编辑，文字功夫十分了得。学校在这个以政治系哲学班为主体的项目中，特地安插一位中文系老师，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让他来把文字关的。现在把我推到统稿人位置，怎么看都像是沐猴而冠，我无法承受这种讽刺的意味。

以往都是任主任在屯溪召见我，这次我没有奉召就主动去找他了。听了我的汇报，他先是感到意外，没想到领导组圈定的文章，作者居然是个学生。继而是开心，说我争到了统稿人，是为劳大政治系争了光，可喜可贺啊！我说我根本就不想争这个统稿人，现在一想到要操刀斧正这些老专家老教师的文章，心里就犯怵。

听我这么说，任主任认真地盯了我一会儿，发现我的情绪有点萎顿，便淡然一笑，说:“工农兵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怎么，就这点事就把你吓住了？现在不是有句话叫‘人生能有几回搏’吗？你就拿这个统稿人来搏一搏，又有何妨！”

我知道，他这是在激将，而接下来的话就有点苦口婆心了，是领导，更像是一位推心置腹的兄长。他说，领导组这次选人，完全是一碗水端平，不论资排辈，不先入为主，不带任何倾向性，谁有能力谁上，选出的统稿人官冕堂皇，你也应该相信那几位老同志，他们受党教育多年，这点大局观是会有的。又说，年轻人要谦虚，更要自信，你既然能写出《拜师学理》，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把别的故事改写好呢？还说，开门办学也是学，是在实践中学，你作为这本书的统稿人，责任重，压力大，这会促使你在文字上多下功夫，成书之日也就是你的写作能力提高之时，这对你将来走上社会是有益的……

不得不说，任主任一席谈，终于让我怦然心动，特别是那个“走上社会”。更重要的是，我是党员，任主任的话是代表组织作指示，我必须无条件服从。但我还有个问题不明白，便问:“接下来就我一个人在那里统稿，批朱小组其他人都无事可做，不是说要发挥集体智慧吗，我这样算不算是个人英雄主义？”

任主任听了点点头:“这事我们再商量一下，你回去吧，先把你的事情干起来。”

第二天上班，汪银辉组长传达领导组最新指示: 批朱小组新设一个审稿组，人员由汪组长和几位老专家老教师组成，专事审定由统稿人“统”过的文稿。

我听了长舒一口气，看来任主任是把我的意见听进去了，并及时拿出对策。这个新规的妙处在于：第一，理顺了关系。审稿组在层次上高于统稿人，领导还是领导，前辈还是前辈，我的心理压力减轻，大家的面子都光鲜，批朱小组内部重归和谐。第二，体现了集体智慧。年轻人一马当先，老将们观敌掠阵，前边出力，后边长眼，各尽所能，相得益彰。第三，保证了书的质量。两个层次的安排，一方面可以统一书稿的文风和笔调，另一方面通过集体把关又能避免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实现从形式到内容的整体完善。

遗憾的是，新成立的审稿组，其他人都在，唯独没有我的同学张跃祖。批朱小组从此减去一人，张跃祖打道回府。领导组大概认为，他作为审稿人资格还是嫩了点。

此后的编写，担子主要还是圧在我身上。统这种故事稿，其实并不比自己写省事，不但要把语句顺过来，叙述的层次也要调整，发现情节单薄还得要另外查找资料，充实内容，一般统一篇稿子要花费三四天时间。

我这边统好一篇，立即转交审稿组，老先生们从容淡定，喝着茶，悠哉悠哉，不到半天事情搞定，然后等米下锅。

这阵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用扬鞭自奋蹄，弄得我星期天不敢休息，放暑假也不回家，划地为牢困在歙县。

秋天渐渐逝去，严冬步步紧逼。那时没有空调，没有电脑，我又生得单细不抗冻，只得龟缩在寝室里，裹着棉被，一笔一划舞文弄墨。等到40几个小故事统稿完毕，已快到学校放寒假的时候了。我急忙赶回学校，准备向任主任交差。

回到劳大已近中午，政经班的缪世学请我吃饭。那时我们住在混合寝室，就是哲学、政经两个班多余的人住在一起，我两算是室友。他请我吃饭，是因为我在徽州帮他代买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请吃饭，也就是借一个大茶缸，多买一份饭菜而已。

我两各自捧着一个大茶缸，坐在树林边的阳光下边吃边聊。他忽然酸酸的一笑，出语惊人:

“你现在是高山打鼓，名声远扬了。”

“怎么回事？”我愕然。

“装吧！”他忿然作色，“自己做的事，自己不清楚？”

见他如此反应强烈，我也冷静下来，试探地问: “是不是任主任和你们说了什么？”

还真被我猜着了，缪世学说：“上学期，任主任到我们班开门办学的点上检查，专门介绍了你那边的情况。说你在那边独当一面，那些老教师、老专家干不成的事，都叫你干了，他们弄出来的东西，都要你审查、把关。任主任要我们向你学习，放开手脚大胆干，大胆闯……”

我听了哑然失笑，说:“这是任主任在变着法子鼓动你们，兄弟在那边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管着我，从来就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潇洒过，现在就等着冲破牢笼呢。”

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暖暖的，任主任能对政经班说出这番话，虽然有借题发挥之嫌，但在主观上还是肯定了我的存在价值，只是他并不知道，我其实苦不堪言。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去了任主任的办公室。汇报，请示，进行得很顺畅，收尾工作也安排得稳稳当当。只是在报销车票时，出了点意外。

任主任拿着我那张贴满车票的报销单，看了足足有五六分钟，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有问题吗？去屯溪，去婺源，这些差事，主任都是知道的呀，他不会忘了吧。

就在我忐忑不安之时，任主任发话了:“这后面四个月，一共是一百二十二天，每天有五毛钱的生活补助。你在这里填一下补助的天数和金额。”他边说边拿着报销单指给我看。

“还有补助？”我掩饰不住惊讶，“上次报销没……”

任主任一挥手，打断我的疑惑：“前面那两个月，大家都在外面，是开门办学的上课时间，是没有补助的。后面你单独在外面，就要按出差对待。别说了，快填吧。”

一下子冒出了60多块钱，这可是一笔巨款啊，要知道，我们平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八九块钱。任主任真神了，怎么就知道我现在生活拮据，快吃不上饭了？当初进校时身上还揣着点退伍费，几年下来已补贴罄尽，现在这60块钱来得恰逢其时，雪中送炭啊！不行，等明天回到歙县，一定要在县委食堂先来两份红烧肉，已经很久不知肉滋味了。

出了任主任办公室，我脱口哼出两句民歌小调:

“雪山上升起呀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咿呀咿呀哟……”

歌声中，我撩开双腿，直奔在茶叶系那边办公的学校财务处。

        隆德，厚德载物

任主任安排的收尾工作，任务也落在我头上，为此，我又去了一趟歙县，把书稿拿回学校，并落实书稿在劳大学报上的选登。

在教师宿舍二层楼上的一个小套间里，我找到了学报编辑部的金隆德老师。金老师大概也接到了任主任的通知，对我的到来报以热情，让座泡茶，嘘寒问暖，随即进入书稿交接。

学报编辑部刚成立几个月，金老师是从哲学教研室抽出来专门办学报的。他曾和任吉悌主任以及另外两位老师，合作编著《西欧近代哲学史》，这本书在业界反响很好，后来成为各大学的通用教材。在这四位作者中，金老师文字功力最强，要他出来办学报，是人尽其才。金老师年龄也最小，教研室的其他老师都很关爱这位小老弟，我曾亲眼看到，任吉悌夫人王开霞老师亲切地叫他“阿金”，那一声声叫的，是打心底里的呵护。金老师也不恃宠而骄，见人说话，总是憨厚地笑着。

那年月反对“大洋古”，凡事都因陋就简，劳大办学报也秉承此旨。人员，独一无二，就金老师一人蹦来蹦去。场所，似有似无，编辑部无官方办公室，暂以金老师卧室代之。所以，有关书稿的交接、看清样、校对这类琐碎的事，我都是在金老师家中进行的。

条件简陋，并不影响金老师的办报热情和较真劲儿，稿子中的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要做到准确无误。

我们书稿中有这么一段故事：金主完颜亮去世，金廷一片混乱，恰好此时宋廷新皇帝即位，便想趁乱“收复失地”，于是诏告天下有识之士上书献策，朱熹趁时而上，并获准进京“入对”，在垂拱殿上兜售他的“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朱熹一生中的首次入朝面君，虽然献策的路子与皇上不怎么对路，最终只得了个小官，但这个情节很重要，是朱熹生平的高光时刻，因此故事写得比较细，连皇上宋孝宗的名字都书写在案。名字中有个“眘”字，是个孤僻字，辞书上解释，“眘”是“慎”的古体字，一般用于人名。现代汉语把这个字的下半部作了简化，变“目”为“日”，写成“昚”。

在学报付印时，印刷厂的字库里没有这个古体“眘”字，清样拿过来时，这个字的位置上是个空格。我向金老师建议，既然“眘”是“慎”的古体字，我们就变通一下，直接用“慎”，行不行？

金老师笑着摇摇头，说:“要不得，虽然两个字意思相同，但用在人名上，是不能代换的。”

改用现代的“昚“呢？

金老师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了一句：“宋孝宗是南宋的皇帝，不是今天的皇帝。”

意思很明确，南宋时期还没有这个简化字，硬拿出来就是错字，怎能把皇帝的名字上安上一个错字呢。

问题的最后解决，是金老师要求印刷厂，定做一个新的铅字“眘”。我估计，这个新铅字在这一期学报出版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但我却从这个字中，深切地感知了金老师治学的严谨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若干年之后，当我成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时，在主编史书和撰写史论的过程中，每每想起金老师的一字精神，它鞭策着我，细致再细致，严谨再严谨，力争磨出精品。

金隆德老师人如其名，厚德载物，时时处处为他人为事业着想。在我去他家拿样刊的那天，他很认真地询问了我的毕业分配意向。那时，离我们毕业只剩两个多月时间了，而我对未来的去向却一片茫然，说不出所以。他大概知道，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多数是要下基层的分配原则，虽然没明说，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他建议我留校，到学报编辑部来给他当助手，并打下包票，如果我同意，学校的工作由他去做。

我相信，凭金老师的人脉和人品，这个包票是不难兑现的。但我此时的心情恍恍惚惚，很糟糕。两天前，二组的同学邹广流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我们班分配到省城合肥那个热门行业的名额，原先是有我的份，只是最后没定到我头上。他说这话时笑容可掬，似乎我能进入老师和系领导的视野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特地过来夸我一下。但作为听者的我心境却完全相反，那种水中月镜中花的失落陡然集聚在心头，成为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我的家乡巢湖离合肥很近，又是很对我光的职业，怎么就失之交臂呢，怎能不叫人痛心疾首！金隆德老师和我谈留校的事情，正是我心情坏到极点的时候，破罐子破摔，省城去不了，留在这麻菇山下的劳大又有何益，便婉言谢绝了他的良苦用心。

3个月后，当我被分配到一座人烟稀疏的乡村中学时，懊悔已经来不及了。

        秉模，教学楷模

劳大毕业后的第二年，国家恢复高考，那时，我刚刚从为期一年的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回到我所在的区中学，就立即投入到中学教育的风口浪尖——教高中毕业班政治课。

教材有两门，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和政治经济学常识，都是大学学过的课程，掌握起来难度不大。但我的教学经验是零，在此之前从未上过讲台，怎样教心中无数，不由得惶恐踌躇。学生是要考大学的，一点马虎不得。

还有个敏感的问题，当时社会上对工农兵大学生颇有微词，我的教学效果如何，将直接关乎这一群体的价值论定。

我从内心是不服这口气的，工农兵咋的了，难道就不能出类拔萃？我的依据是，我们劳大政治系教师一流，尤其是哲学教研室更是独领风骚，几位老师合著的《西欧近代哲学史》成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就是明证。名师出高徒，我们作为劳大哲学专业的首届毕业生，怎么着也应该是风景这边独好。

我现在缺乏的只是经验，经验，经验去哪儿找，我寄希望于我的老师们。

大学期间，第一学年基本上是上公共课，什么文学，近代史，党史，政治经济学原理之类。第二年开启专业课，我因为批朱小组的事，把这一年的课程基本都荒废了，只是在最后一学年重返课堂，聆听了三位老师的专业课课程。

最后的都是精华。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冒怀辛老师，是著名哲学家侯外庐的门生；讲授西方哲学史的任吉悌老师，是政治系分管教学的副主任、《西欧近代哲学史》的首席作者；讲授哲学原著的文秉模老师，有着留苏学者的背景，也是《西欧近代哲学史》的作者之一。

三位老师在讲台上风格迥异，各有千秋。从教学效果的角度看，我最欣赏的是文秉模老师，现在轮到我当老师而又特别需求教学效果的这个紧要关头，我毫不犹豫的决定，以文秉模老师为榜样，开启我迫在眉睫的教学生涯。

两根小白棍——右手一支粉笔，左手一支香烟，是文秉模老师课堂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第一堂课，走上讲台的文老师手持一根小白棍，对着下面轻摇着展示一下，就在大家以为那是什么特别的粉笔时，只听丝的一声，划着的火柴点燃了小白棍。

“我上课是要抽烟的，请同学们谅解。”文老师微笑着及时申明。

那时还没有公共场所不能抽烟的禁忌，面对老师这个别开生面的开场白，同学们都龇牙咧嘴地乐了。

随着一缕青烟徐徐吐出，另一根小白棍已操手中，这是真粉笔。转身面向黑板，唰唰唰，潇洒的板书如行云流水，再转身，洪亮的声音似珠玉落盘。如此往复，口不停，手不闲，一堂课下来，播洒着知识，播洒着风趣，也给讲台上洒下一层烟灰和粉笔灰。

因为课堂上的文秉模老师很少低头看教案，眼睛总是直视扫瞄，听课人不得不集中精力；又因为板书亮眼，要点必书，大家的课堂笔记都做得规范完整。

当教师，秉模楷模也。

当我走上讲台，想要一展楷模的教学风范时，却发现根本找不着调。板书，写着写着就像大雁一字变人字一样变阵了; 讲课，本来挺顺溜的家乡普通话讲着讲着变了调，弄得同学们都怀疑我是哪个穷乡僻壤调过来的外地人。第一堂课下来，浑身冒汗，衣服上全是粉笔灰。

课后自我总结，八个字: 只有苦劳，没有功劳。我就闹不明白，文老师一堂课写了那么多的板书，衣服上依然清爽如初，难道我的衣服特别能吸灰？我甚至怀疑，我之所以没有文老师那般潇洒，是因为我手中缺少一支香烟，左右不平衡，失却老师的神韵。但这一条不能模仿，一方面是学校没这个先例，我这个新上岗的教师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 叧一方面是自己承受不起，本来就说得不利索，再一口烟呛着，就更不着调了。

进一步深挖，我发现，我和文老师的最大差距，是我无法做到文老师那样运用自如，我时不时要翻翻书看看备课笔记，卡顿不可避免，哪里还来得及潇洒。我想，文老师之所以不看书不看笔记就能滔滔不绝，是因为他对所教课程已烂熟于心，这是长期教学实践的积累，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但是于我而言，十年太久，只争朝夕。学生不到一年就要考大学，容不得我慢工出细活。

怎么办？笨办法，死记硬背。我先把一堂课需要讲的内容，全部在备课笔记上写下来，包括什么地方要写板书，需要举一个什么例子，都标注清楚。然后关上门，对着手表试讲，超过或不够40分钟，再对讲稿进行微调。讲稿敲定后，反复看几遍，再默默地背诵，直至滚瓜烂熟。一堂课的教案，忙到深夜才算完工。

再次走上课堂，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信心满满，侃侃而谈，初步实现可以像文老师那样不用翻书看笔记了。因为我的学生要考大学，我的教学比文老师还多一道程序:一堂课结束后，我让学生打开课本，划出重点，布置一道作业，指定预习内容。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学生强化记忆，加深理解。

我虽然在课堂上变得顺畅了，但是比起文老师，至多只能算是形似，神似还任重道远。为此，我努力搜寻脑子里留存的记忆，把文老师在课堂上的点点滴滴，他的语音语速，他的眼神，他在讲台上的运动轨迹，反复琢磨，引用实操。终于，我的政治课能被同学们接受了，学生听课的专注度明显上升，已经接近语文课的关注度。要知道，中学生对各科兴趣的选择，政治过去一直是排在末位的。

那时，教育刚刚走上正轨，学校的风气还不是很正，学生还不完全认可师道尊严，课堂秩序很难维持。不少教师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只管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交头接耳，嘻笑打闹，则置若罔闻，教与学就像两股道上跑的车。面对这样的课堂秩序，我的态度是零容忍，当教师我是新手，但我曾经是个军人，讲究纪律和步调一致。更重要的，我有文老师的杀手锏，能治服这些捣蛋鬼。

文老师的杀手锏，就是在讲台上直视扫瞄，哪里有情况，眼光就扫向哪里。中学生比大学生自觉性要差些，我在实操时另加了个动作——停讲。学生见老师突然停止讲课，都抬头看向我，又顺着我的眼光唰地聚焦到当事人，当事人立即脸红脖子粗。调皮的学生不怕老师，但怕同学的众怒。

几堂课下来，大家都掌握了我的绝招，轮到我上课，课堂上的不和谐因素也都渐渐收敛起来。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不知什么时候巡视到我的课堂，竟在教师会上要求大家都向我学习，维持好课堂秩序。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检验各科教师价值的时候到了。幸不辱师命，我校政治学科不少考生都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那时是百分制，80分成绩不低，尤其是政治，即使考题全部猜中，也很难得高分。你永远都琢磨不透，高考政治论述题的评分细则会如何制定，从得分难度上看，高考政治的论述题比高考语文的作文题还要难。

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录取率都比较低，五六十人的毕业班，最后只有不到10人能录取。我所关心的，是在这些录取学生的成绩中，政治处于何种地位，是弱项还是强项？幸好，不是短腿，还为别的学科背了分。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位被安大外语系录取的女生，她除了英语成绩好外，其它各科主要是靠政治的高分才达到本科线。还有一位男生因为政治成绩好，直接被师大政教系录取。

又一年，我在总结上年高考经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政治80分以上成绩在我的考生中成串出现，还破天荒地出了个93分，成为全市学科之最。同学们开心，我也开心，校长更开心，学校一片喜气洋洋。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文老师。我的教学实践再次证明了那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年秋天，省委党校理论班恢复招生。市教育局推荐我报考，最终，全市6名被推荐报考的人员，有2人录取，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有一次党校邀请文老师来校给学员上大课。那次我发现，在将近3个小时的课堂教学中，自始至终，文老师都没抽一支香烟。可见，文老师的教学风范，也是与时俱进的。

        怀辛，妙言至理

苦菜花，根是苦的，花却是香的。冒老师，怀揣艰辛，却妙言至理。

冒老师，全名冒怀辛。他天生一副西方人的身躯和面相，高挺的鼻梁，陷下去的眼窝，微翘的下巴，宽阔的肩膀，一米八几的个头，按现今国际化的审美标准，妥妥的美男子一枚。可能是做学问过于专注耽误了，50多岁还一直单身。

和威猛的外在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冒老师性格温和，说话慢声细语，看到学生都笑咪咪的。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到冒老师的寝室玩，他正在吃晚饭，见我们来了，连忙丢下饭碗，转身进里间捣鼓一阵，拿着一摞纸片来。开始我们以为那是一副扑克牌，心想，冒老师好雅兴，还要和我们玩牌呢。拿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张张拆开的香烟盒纸，牌子不一，图案各异。有同学忍不住伸手去摸，冒老师连忙拦住，说，别碰，别碰，我翻给你们看。接着，像上课一样，指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烟标，娓娓道出它们的前世今生。我们几个都屏声息气，以课堂上从未有过的认真听讲，其实是一个个都在发呆，好奇怪啊，老师怎么研究起香烟盒呢？是童心未泯还是吃饱了撑的？其实那时我们都孤陋寡闻，不知道收藏是一种高端雅趣。

冒老师师承学界泰斗侯外庐，学问精深自然不在话下。文革后高校开始评职称，冒老师是劳大政治系第一个被评为教授的人。

虽然才高八斗，冒老师在课堂上却镇不住。那时的大环境是“读书无用”，学生比老师还牛，能耐下性子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的不多。轮到冒老师上课，学生胆儿更肥，上课不到10分钟，陆续就有人离席而去。讲点礼貌的，打声招呼，“冒老师，我去上厕所。”冒老师微笑着挥挥手，“去吧去吧。”一个班50多人，坚持到下课的只有十四五个。

后来我当教师，从冒老师这里得到一点启示: 教师对学生不能过于慈善，古人说慈不掌兵，其实过慈也不能执教。

冒老师虽然是单身汉，生活也绝不马虎，小锅小灶烧得热火朝天。学校大门口的马路边是个露水集市，每天上午有附近村姑在此提篮小卖。一个星期天我在校门口遛跶，正巧碰上冒老师蹲在那里买鸡蛋，赶紧凑上去帮忙。我随手拣起一个大个的，得意地递给冒老师，一边心想，老师眼花了，这个大鸡蛋就在上面，怎么不晓得拿呢？

谁知冒老师瞅了一眼，连连摆手: “那个不能要。”说罢，拿起他自己刚挑选的鸡蛋，在我面前晃晃:“要这样的，干净。”

我愣愣地看过去，只见冒老师身边铺着一块手帕，上面摆放着七八个鸡蛋，大小不一，最小的只有乒乓球那么点大，却都个个光洁明亮。再细看我手中拿的那个，上面竟有一小块鸡粪痕迹，这才明白，不是老师没看见它，而是它被老师设定的标准淘汰掉了。

不论大小，只要干净，这就是冒老师的选蛋标准。

回到班上，我把冒老师买鸡蛋的事和同学们说了一遍，大家都觉得稀罕，以至后来一说到冒老师就想起这八个字:“不论大小，只要干净。”渐渐地，这八个字竟成了冒老师的标签。

至于这八个字被领悟成一道“护官符”，那又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在省委党校学习两年后，被分配到市委宣传部，从学校转入机关，开始进入官场。在官场，你说你不想升官，那就像商人不想赚钱，农民不想增收一样，会被人笑掉大牙。我的官场生涯，因为舞台就那么大，县级基层，虽然辗转了几个单位，看着也是一直在升，最终也只是定格在科局级，对应过去的官分九品，相当于正八品，比芝麻官还小两级。即便如此，这也是县以下机关许多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境遇，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当然，真正心安理得的，还在于参透了冒老师的那八个字。

那时刚进机关不久，一次搬家在整理书藉的时候，翻出一本劳大学报，那上面有我们批朱小组的书稿选登。看到学报就想起在劳大的时光，想起任主任，想起金老师文老师，特别特别的又想起冒老师的那八个字。当时我正在为机关的凶险而迷茫，怎么有的人看着很红，走着走着掉局子里去了，可见这光鲜的职业隐含着危机，还不如当教师来得安稳。就在我为规避凶险而绞尽脑汁时，这本学报让我灵光一现，对呀！冒老师这八个字不就是一道现成的“护官符”吗？“不论大小，只要干净。”真是一语道破官场清明的真谛。

八字“护官符”的践行，其实并非难事，只要你真心想做，就一定能做到。不久，我从宣传部调往某单位任负责人，适逢年终，召集下属单位负责人开总结会，会议临结束时，我特地打声招呼:“快过年了，给大家拜个早年，同时请诸位切记，不要送礼！”

年节是送礼的泛滥期，我在这时候打招呼，自认为是防患于未然。但我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第二天晚上就有不速之客上门送礼，送礼的人还就是参加总结会的的人。我当时脸就黑了，这也太不把我的话当数，公然挑战我的权威。送礼人连忙解释，没什么好东西，就是一点烟酒，过年都需要的。过年需要我自己不会买？懒得啰嗦，撂下一句狠话:“你们要想不被全局通报，就立即把东西拿走！”

东西是被带走了，但送礼人离开时那种疑惑的眼神，还是让我感到费解。难道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我是故作姿态，是唱高调？是正话反说有意暗示？不管他，按既定方针办。

接下来的两个晚上，又来了几拨送礼的人，我守着门，一律不让进家。三天以后，终于消停了，大概消息已经扩散出去，其他人不想在我这里碰一鼻子灰，都缩回去了。至于他们向不向别的领导送礼，我管不着，也不想管，我只求洁身自好。

我不允许下面人给我送礼，自己也要以身作则，不向书记市长送礼，不和他们套近乎。我知道，我这样做不一定会引起他们反感，但肯定没什么好感，被边缘化是笃定的。这样也好，没人惦记，我可以一门心思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很快，我们的工作在系统内做得风生水起，连年被省主管部门评为先进单位。这一来，市里也得高看一眼，按照年终考评的有关规定，凡在省里获评先进单位的，单位负责人在市里就是天然的先进个人，连续三年还要记功一次。当我手捧着市里发的记功证书，内心不禁一阵感慨，我当了八年兵历尽艰辛都没有立功，现在当了个八品小官只是按照冒老师的“护官符”行事，居然就立功了，世事难料啊！

“不论大小，只要干净。”讲究的是“干净”二字，不刻意于官职大小。如此心态，使得我在退休时能够平稳着陆，没有一点失落感，并由官场无缝对接到文场，开启写作生涯。

在职时我就写过一些文章，发表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上。退休后有大把时间，可以尝试大部头作品。我的第一次尝试，是写了个电影剧本，此作品在第三届安徽电视电影剧本大将赛中获头等奖，得了万元奖金。开门不错，信心大增。接着写小说，十多年来先后发表三部长篇小说(一部纸质，两部网络)。平时的碎片时间，就在网络平台“简书”上写些散文随笔，累积已逾百万字。

当年任吉悌主任曾说，我把朱熹那本书的统稿任务完成后，写作能力会得到提高，这对我以后走上社会是有益处的。如今，他的预言成真。写作的最大益处，就是让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绝少忧愁，少年不生华发，暮年满头青丝。

阔别劳大已久，教授我的几位老师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们都是我的人生导师，都是我成长途中的贵人。值此第39个教师节既劳大首届哲学班开学50周年之际，庄严的道一声:

“致敬！我的劳大老师们。”

注: 劳大，是安徽劳动大学的简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劳大在安徽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大学，改开后，因地处山沟沟，交通不便等原因被撤并，校系被拆解到安大、安师大、安庆师院等省内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