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春节前两个月，股东“胖子”死了，死在我之前所在公司的前台。
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雨，大家无事可干，胖子在二楼前台闲坐、玩手机。这时上来一个小个子男人，走路直挺挺的，手里拿着一卷报纸。他走到前台，想继续往办公室里走。
胖子站起来，喝斥小孩子一般，叫他站住：“找谁？”胖子又高又壮，练过散打，向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何况是这么个看上去不经揍的人。
小个子不说话，拿起手上的报纸朝胖子捅去，里面包着一把匕首。
这一刀扎在胖子肚子上。胖子忍着痛，握住对方的手，却没能阻止刀子往更深处送。这一刀把胖子扎了个透。
旁人反应过来时，胖子已经倒在地上，小个子扔下匕首跑掉，没人敢追。
胖子被送到医院后，断了气。
警察来调查，叫齐公司所有人去看监控，没人认得小个子是谁。不过显然，他的目标不一定是胖子，他要杀的，是老板王书维，或者是小曾、老唐？还是无关紧要的淑敏和我？
胖子被杀前大半年，我在这家人力资源公司做招聘。
在深圳，一些人力资源公司主要从事两种业务：替工厂招工，针对想找份稳定、长期的工作者；把只想做短工的人招至麾下，安排到需要临时工的工厂。
入职第一天，公司安排我和同事淑敏出去招聘。她肤白如雪，眉目如画，有本科文凭。我问她：“为什么会做这个？”她说没找到正式工作，先做着玩玩。
二
我们去到宝安区一个汽车站，在出口摆好桌子，桌子前斜倚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
招聘：普工（可接受批量暑假工，或社会工）18-25岁，男女不限，无纹身、染发，有二代真实有效身份证，服从管理。
工价：11.5元/小时。包吃住，宿舍有空调，免费提供夜宵。
工期：8月底或者9月初，做满7天可借支，无需体检，可带行李。
车站人流量大，多的是找工作的。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周围就挤满了了人，他们神情焦虑，额头上都是汗，或逐字逐句读牌子上的内容；或操着口音天南海北的普通话，询问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场面，笨嘴拙舌；淑敏已经做了一个多月，口齿伶俐，快速解答各种问题。
我们将有意向者的资料登记下来，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联系电话。并交待他们，明天带着身份证和行李，到我们公司门前集合，公司派专车送他们去上班地点。
中午吃过盒饭，大家继续守着。到下午16:30，我和淑敏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四五十个求职者的资料。
回公司向老板王书维汇报情况，他很高兴，说：“今天派出去的，就你俩收获最多，特别是你，第一次能有这么好的成绩，有前途！但还要看明天来报到的有多少，否则的话不算数。”
第二天8:00，我准时来到公司。昨天几十个填资料的，最后只来了十几人。最终，我和淑敏只招到8个工人。
一位叫小曾的同事，一人就招到6个，他又黑又瘦，貌不惊人，走到哪里都背着挎包。
来报名的，多是十几到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女。大部分人提个水桶，里面放着各种日用杂物；有的背着双肩包，有的直接抱一个杂物袋，还有的几个腋下夹着席子和薄被。他们瞪着迷茫的眼神，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一如几天前的我自己。
大家开始排队，签署“劳务派遣合同”，我们收的多是临时工，需押上身份证。期间，负责登记的同事喊王书维，告诉他有两个未满16岁的孩子，问他要不要？
王书维不知给哪里打了个电话，然后说：“要，都要！”
负责接送的是胖子，开一辆“五菱荣光”。胖子不但体格彪悍，面相也凶。负责随车过去与工厂交接的，是老唐。
第一份工作就招到了两个人，我心里很激动，两个人意味着200块钱，以前在工厂上班，想都不敢想象。
不过王书维又提醒了我一句：“这些人至少完成七天工作， 100块钱才能进你口袋。派遣公司与工厂有协议，必须做满七天，工人工资才能交给我们手上。”
我想，这有什么？出来打工，有哪个王八蛋会坚持不了七天呢？
三
待久了，我逐渐了解公司的运营机制。这种派遣公司，首先得有一张“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王书维花费二十几万元钱，托关系批下来的。
为了少交税，王书维与工厂结算尽量用现金，少走公司帐户。同行大都如此，彼此心知肚明，又各怀鬼胎，暗地里相互举报。税务部门来查过几次帐，王书维道行深，没出问题。
这家公司的股东有三人，王书维、胖子和基本不露面的楠哥，小曾没有入股，但是挣得比老板还多。他认识很多工厂的人事主管，能够通过他们与工厂签订合同。小曾自己也常去各个招工点溜达，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赚点烟钱”。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领教了他赚“烟钱”的手段。
那天，我在某长途汽车站摆点，给一家电子工厂招工。小曾碰巧溜达到那里，在我旁边坐下。
前去应聘的人不多，我正和小曾瞎扯着“六合彩”，从车站出来一个戴眼镜、长相斯文的年轻人，拉着一个旅行箱。
年轻人不时扶一下眼镜，一边查看街边各式各样的招工牌，一边摇头。最后他转到我面前，看了半天，没说话。他正打算离开时，小曾说话了：“帅哥，找工作吗？”
“你们都只招普工吗？”眼镜问。
“当然不止了。我还给各大企业招聘管理人员，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小曾拍着挎包，煞有介事地问：
“你是什么专业毕业的？以前都做过什么？”
眼镜说自己学电子的，以前在东莞电子厂当过一年生产主管。一个月五六千，工资太少，才来深圳试试。
“你想一进厂当主管，可没那么容易。就算有文凭，如果没有关系，你再混两三年，也不一定能成。”小曾说。
“唉，那是，那是。”他叹了口气。
“这是我的名片，你先拿着！”小曾拿出来一张制作精美的名片，递了过去，名片上的头衔是：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招聘处经理。“三和”是深圳数得着名号的人才市场，小曾后来告诉我，这一张名片成本就1.5元，一般的打工仔是不会给他的。
眼镜拿着名片仔细看，“曾经理，你刚才不是说你手上有许多招管理的吗？帮我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
“倒是有一个，台湾老板开的，起薪8000元，包吃包住，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过后12000元。你先看一下行不行？”小曾说着从挎包里挑出一份招聘函。
眼镜放下手里的旅行箱和矿泉水，双手接过来，仔细的看。看完了，很自信的对小曾说：
“这些条件我都符合！曾经理，你看看能不能介绍我进去！”
小曾不紧不慢地说：“你也知道，这样好的待遇，应聘的人多了去了。这厂很正规，劳动法规定的福利应有尽有。生产经理是台湾的，按规矩办事，没什么可说的。就人事主管吃惯了好处，要过他这一关，至少要6000块钱。这个钱只能由我转交，否则被别人知道，这人事主管也别想干了。”
年轻人低头想了想，问：“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一起去看看。”
小曾站起来，背起挎包：“走吧，现在就去。”
我知道小曾说的那个厂确实在招人，他能带过去一个人才，厂里的人事主管基本上就会要。至于那6000块，最后就落在小曾的腰包里。
小曾向我传授经验，想“赚烟钱”，先去办几张“经理”头衔的名片。
四
一个半月后，听说我们派遣去沙井一家工厂的几名工人，不太听话，不愿意加晚班。王书维叫胖子开着车，带着我和老唐、淑敏，过去看一看。
到了工厂，老唐知会车间主任，把那几名年轻工人叫过来聊聊天。他们说：“晚上加班又不加工资，不想加。”
老唐一脸痛心疾首：“员工没有业绩，就是在剥削企业！再优秀的员工，也要用业绩证明你的价值。其他都是扯淡。说我们没有给加班费，你们怎么不问问自己，白班做了多少事？创造了多少价值？如果白天真努力工作，晚上还要加班吗？”
他最后说：“要求别人的时候，请先要求要求自己！”
几个年轻人，被老唐训斥得哑口无言，乖乖回去上班。车间主任很高兴，说老板刚才来电话，请我们留下来吃饭。
与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个中年人。他是湖南某中学的老师，组织几十个学生过来打暑假工。
饭后，老师回去休息，闲聊时车间主任告诉我们：“这老师比你们还厉害！去年就带过学生来打暑假工。我们给他的工价是每小时14块，包加班费。可你知道他给学生的工价是多少吗？”
“多少？”老唐问。
“8块钱！你们说黑不黑？净赚6块，一天10个小时60，60个学生一天就是3600。两个月合同，60天得20几万！”车间主任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老唐酸溜溜地说：“妈的，我们都不敢这样黑。老师怎么能做这种事！”
车间主任继续说：“学生老实，谁会怀疑自己的老师？而且这钱也不是他一人独吞，还有校长。老师至少还跟着来一趟，校长在家里等着，就坐收十几万块钱，更黑。”
那时候管理没那么严，一些落后的地区，如四川凉山、广西北海，会有中间人带着家庭贫困的孩子，去深圳做短工。这些孩子，有的是补贴家用，有的是为自己挣学费。
五
又过了一个多月，沙井电子厂的合同期满，王书维带着胖子、老唐去厂里结账，把工人的工资拿齐。然后交待工人们，次日去我们公司去领工资。
隔天早上，工人们陆续到了，还是三个月前的样子：盛满杂物的水桶，廉价的背包，满是尘土的旅行箱，抽了线的席子，皱巴巴的被子，以及不安的眼神。
王书维开始念名字，叫到的人上前取出勤表，核对工时，然后算出总工资、减去从公司借的生活费。他们以偷懒、迟到早退、不服从管理等各种理由，从每个人头上扣几百元钱。
后来，有几个工人开口争辩，被王书维训斥几句后，不敢说话，拿了钱走到一边去。我看着这一幕，赶紧走开，怕这些年轻人因为拿不齐工资怨恨我，毕竟有几人是我招进来的。
其中一个少年虽然生得瘦弱，脾气却很硬，坚持自己在工厂没做错什么，要拿全合同上规定的工资，否则就去劳动局告状。胖子一巴掌扇过去，打在少年的脸上。少年捂着脸颊，瞪着胖子，一动不动。
胖子说了句“你妈逼”，扬起手来作势又要打，我和老唐过去拦住。旁边一个年纪大些的年轻人，把少年拉到一边。
少年回骂了一句，胖子暴跳起来，我和老唐死命把他拽住。年纪大些的年轻人见势不妙，赶紧把挨打的少年拉走，这事才算完。
发完工人的工资，公司给我结了帐：三个月24000元。比我在工厂的工资多出一倍多。晚上王书维请大家去KTV飙歌，大家玩得很疯狂。淑敏喝醉了，老唐送她回出租屋，那晚没再回来。
六
没几天，公司新进来几个小弟，来帮我们做招聘的。
有一回，他们在公司门前临街的地方，竖好招工牌。几个人轮流守着，小曾站在旁边给他们支招，我在远处乘凉。
这时，一辆破旧的无牌面包车，悄悄驶了过来。车门一开，四五个彪形大汉从里面下来。
小曾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大汉抡起招工牌砸了个稀巴烂。又一人过来，把桌子掀翻在地。几个小弟吓得不行，站起身，两个大汉顺势抡起椅子，往地上猛砸。
随后，大汉们把几个小弟和小曾赶到车里。小曾试图挣扎，被大汉一推，像纸片人一样往后退了好几步，只好乖乖弓着腰钻进车里。
车子扬长而去，我在远处看得目瞪口呆。回过神来，我先给王书维打电话，他正带着老唐和淑敏在东莞谈业务，第二天才回来。他交待我弄清楚那帮人的来头，我无从下手，只好给小曾打电话。
一直到傍晚，我才拨通小曾的电话，他只说了一句“我在派出所”，然后就挂了。我再打，没人理。又打，关机。我决定去派出所看看。
到派出所，我假装是小曾的老乡，听说他出事，过来探望一下。
旁边一个工作人员，厉声质问我：“你是不是他们一伙的？”
我慌忙回答：“不是的，不是的。”
他摆摆手，对我说：“不是一伙的，跑到这里做什么？快走吧。”
我只得离开。
小曾他们在派出所被关了一晚上，第二就被放了出来。从此我们公司的招工牌只是摆在大门口，再也不敢摆到街道边了。
不久后，胖子就死了，公司也被查封。我们私下聊天，只说来人是冲老板来的。但大家心知肚明，我们几个，谁都不清白。大家散伙了。
公司不怎么露面的合伙人楠哥，新弄到“白银期货交易商”的资格，王书维，老唐带着淑敏都跟着他去了。
小曾成立了自己的“人力资源责任有限公司”。他的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其实我知道他没那么多钱——深圳到处是那种替别人进行公司注册的中介，花几万块，等三个月左右，就能拿到
“劳动派遣资格证”。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租了一个大一点的房间，作为公司的地址，用来应付上面的检查。
我不想继续挣这个钱，离开了深圳。几年过去，前不久，我在朋友圈里，再次看到曾经同行的朋友，晒出他们拿到的“劳务派遣经营”的许可证。
作者郑知秋，自由职业者
编辑 | 崔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