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既遥远又迫切的问题。

当我说停止寻找生命的意义，不是打算放弃人生的意义，而是决定以更加理性、豁达的态度与之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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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穷追不舍地去探讨生命的意义，本质上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

一直以为只有搞清楚死亡的问题，才能决定该如何度过这一生。于是反复地选择、逃避、放弃，离群索居、东奔西走地寻找答案。

直到蹉跎了许多岁月，发现依然没能想得清楚透彻，仿佛跌入深渊，不知所措，反而变得更加迷茫。

直到听了著名心理学家陈海贤老师的音频专栏《控制力幻象》后，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和启发，我们要试图放弃控制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

荣格说，人生中最严重最重要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无解的。问题无法被解决，只会被更大的问题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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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义”无疑是重要的，在某些特殊场合，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能决定一个人生死攸关的选择。

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惨绝人寰的集中营遭遇中，仍然追寻存在的意义和精神的自由，成功影响了无数人；失去孩子的母亲需要依靠巨大的精神力量，才能重新站起来迎接生活。

在这些情况下，“意义”是积极的，能够帮助人们在遭遇重大创伤后重建生活的信念。但在更多时候，“意义”不应该成为绑架我们的命题，更不应该成为焦虑的来源。

如今，许多优秀的年轻学生不堪忍受“空心病”的痛苦折磨，而走上极端。所谓“空心病”，是指价值观缺陷所导致的心理障碍，伴随着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内心空洞，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可是，建立生存的逻辑谈何容易？“生命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问题，毕竟哲学家们讨论了几千年，也没能给出完美答案。

人生是一个不断拆除和重建的过程，随着认知的不断成熟，生活经验的不断增加，可以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但终极的解决方案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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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究竟为何如此急于求成地想要找到答案呢？

因为时代变迁，主流价值观的错误引导，社会愚弄了我们，环境误导了我们，加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让年轻人把名利上的成功当作自我实现的唯一标准——我们急切地渴望成功，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害怕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市场环境史无前例地快速变化，许多传统领域都不得不被迫做出改变，有些细分行业甚至消失了。随着互联网革命的深化，未来会发生更加剧烈的变化。

社会性的普遍焦虑是有原因的。在十年前，用人单位还格外看重求职者的职业规划，但如今市场环境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转变，我们甚至很难看清未来的职业结构。

我们很快丧失了安全感，担心不能学以致用，担心付出没有回报，担心被时代淘汰。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把握住大方向。

“如何过好这一生”具体方案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修正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决定些什么，比如拥抱变化，接受挑战，保持坦然的内心，始终如一地坚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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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人生意义不值得思考，而是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舍本逐末，反而因此耽误了前进的脚步。

意义是目标，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结果，但目标和结果都不是生活本身。

为了成功而成功，为了意义而意义，这种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对生活的贬低。如果过于追求意义，反而会错失意义。因为成功和意义都是认真生活、努力追求的副产品。

很多时候，当下的意义并不明显，往往是在阶段性的努力之后，回顾过往才发现了意义。

归根结底，结果其实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坚持自我成长，坚持去做对的事情，即使不能取得成功的结果，也能在过程中收获认真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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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家过年的时候，我发现农村的乡亲们，通常不会主动思考“人生意义”这样宏大的命题。

但有意思的是，年夜饭的餐桌上，人生疾苦、生老病死却自然地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便人生的悲喜剧发生在身边的亲人、朋友身上，假以时日，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有一种沧海桑田后的云淡风轻。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感觉浅薄，感觉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但多年以后，我反而佩服他们举重若轻的态度。

突然我好像明白了，寻常“避谈生死”的国人，其实一直在沿用一套自然的人生哲学：

勤勤恳恳地劳作，然后顺其自然地迎接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不过度畏惧必然无法改变的命运，也不沉湎于痛苦无法自拔。

就像《活着》里的福贵一样，有一种逆来顺受的顽强精神，无论多么艰难，都会努力地活下去。

停止纠结生命的意义，专注于生活本身，让自我释怀。

关于人生意义的命题，许多心灵哲学的著作都提供过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也给我们带来启发，带来精神力量，但这些都不是标准答案。我们也不该奢望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而是应该把生命的过程当作学习的机会，接纳个体必然的强大与脆弱，痛并快乐地前行。

一旦生活滚滚向前了，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更多启发和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