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不在真空里。
与很多对歌颂青春的文艺作品不同,冯氏贺岁片《芳华》祭出了一场非典型的青春:一个特殊年代,一个特殊群体,在那里,青春忽然就变得具体起来,朝气动人,却又惊悚离乱。
影片讲述的故事开始于七十年代,军队,以权力的等级结构和道德文化的一致性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是最主流的价值观,最强大的制度安排,也是这群青春的文工团员最重要的命运舞台。
刘峰:人格面具下那张脸
刘峰的大戏就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场了。
电影一开场,镜头里的刘峰有一张刚毅而阳光的脸。
年轻的文工团舞蹈演员,业务能力突出,而且还肯专研肯吃苦,心灵手巧,靠自学就能修理名牌手表。更难得的是,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煮破皮的饺子、从北京给大家背回大包小包的土特产、主动给结婚的同事打沙发,是个公认的“活雷锋”。
这一切都让他成为制度机器上一颗再好不过的螺丝钉:好用而忠诚。而制度也一次次地给了他奖励,奖品奖状装满了一大箱子,还有军政大学的进修名额。
不过制度的认可,和民间的感受有时并不是一回事儿。
大家对刘峰的态度,只不过是需要一个能给自己帮忙的人,绝不是在乎。尽管刘峰受领导器重,和大家相处看起来也算是其乐融融,但大家也经常明里暗里拿他开玩笑,有什么难事都会来上一句“找刘峰”,隐隐透露着一种疏离与隔阂。
这种疏离与隔阂,一部分来自于帮助别人的人,其实很难让别人真正喜欢。相比帮助自己的人,人们更喜欢自己帮助过的人。这是出于人类合理化自身行为的基本需要。为了合理化自己对别人的帮助行为是好的,是高尚的,人们需要连带地合理化自己帮助的对象也是好的,是高尚的。这种合理化会让人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帮助对象。而刘峰永远奉献,永不索取,这样做的客观效果便是众人对这种奉献习以为常,用不着对他施以反向的帮助,而这恰恰剥夺了自己被别人喜欢的机会。
这种疏离与隔阂,还来自于对制度认可的不认可。政治高压和制度约束会导致高度的驯服,但也会导致高度的逆反。文工团里的众人,正值青春叛逆期,但凡制度认可的东西,他们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些排斥和怀疑,而这种怀疑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表达出来,所以怀疑一个被制度认可的个体刘峰,倒是成了一个极好的宣泄。
还有,刘峰好,却又太好了。有句台词说:“他太好了,好得缺乏人性。在我眼里,人总得有点儿人性,有点儿人的臭德性。”
对于这样一个无条件、非功利的好人,人们始终无法摆脱一种隐隐的怀疑:这个带着人格面具表演“活雷锋”的人,究竟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
刘峰终于露出了破绽。
“浓情千万缕,丝丝为了你”,在为林丁丁煮挂面、自学修名表、挑破脚上水泡等特别“帮助”之后,终于有一个晚上,刘峰在邓丽君酥软情歌的拨弄下,情不自禁地自我放纵了一次。
一段表白,一次拥抱,仅此而已。但在当时的社会意识里,在军队小人物的生存环境里,刘峰这一次放纵却无异于飞蛾扑火,一把燃尽了所有。
“活雷锋”的面具终于撕下来了,露出了真面目。
然而,真面目却比面具还要美好。那是一张年轻帅气的脸,上面写满了青春,以及再普通不过的,青春的欲望。
这欲望不过是一种最原始自然的爱情冲动,它与人的好坏及身份地位根本没有关联。圣人的爱情千古传唱,土匪的爱情也可以让人荡气回肠。然而,刘峰的爱情却一下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好人的人设一旦崩塌,就连流氓都不如。
背景黑暗的审问室里,浅淡的黄光映照出一张因为不平和愤怒微微变形的脸。刘峰还是那个刘峰。面对几个审问员的诱导、威胁和殴打,面对林丁丁的落井下石,他依然不屈,决不承认莫须有的指控。
制度奖励的,不过是一颗好用的螺丝钉,而不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螺丝一旦有了当人的小心思,就可以马上报废和更换。
“翻手为繁华,覆手为苍凉。”对制度无比忠诚的刘峰,最后成了从制度机器替换下来的一块废料,挺着抗洪救灾时被砸伤的腰,被发配到了伐木连和越战前线上,在那里,他续写着对制度的无比忠诚。
有一场戏,是刘峰冒着枪林弹雨,为救一个滑入沼泽的战友,不幸右胳膊中枪。记得当时刘峰的脸上满是淤泥、炮灰和血痕,并因为痛苦而微微皱缩着,但在血肉横飞、生死未卜的大幕下,依然是那么的刚毅而坚定,仿佛在用尽全力诉说着:善不是面具,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生而为人,理当如此。
何小萍:满身是伤,却不知向谁讨还
这部戏看哭了很多人,其中很多眼泪是流给何小萍的。
何小萍像是一个文工团版的祥林嫂,“杂取种种,合成一个”,很多不幸的事情都发生在她身上。
但我私下认为,她最值得人心疼的地方,不在悲剧的没完没了上,而在于受了那么多罪,却始终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具体的罪魁祸首。从肉体到灵魂,无处不是伤,却不知向谁讨还。
有些恶,注定无解。
自从六岁开始,她就没有见到过生父,别人的父亲平反了,而她的父亲却死在了劳改农场,谁又能拿政治和霉运出气?
生母改嫁后,她在新家里受尽了继父和兄弟姐妹的欺负,导致了她严重的心灵创伤和社交障碍,所以总是带着一副畏首畏尾、如若惊弓之鸟的样子,在一群高干子弟堆里显得格外扎眼,这让她很快成为众人眼中的笑话和欺负的对象。那是一个霸凌者的同盟,施暴者是每一个人,谁都不用负责,谁都不是讨债的对象。
最后何小萍被发配到了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战地护士,每天经历着各种生与死。她救死扶伤立了功,成了英雄,却因为情绪极差太大而精神失常。不在受欺凌的时候疯,却在受褒奖的时候疯,错位的不幸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一声叹息,而不是另一次欺压。
何小萍最扎心的不幸,发生在一次文工团慰问演出时,她装病拒绝出演《草原女骑兵》。
为了获得这样一次上场的机会,她天天刻苦训练,但永远是B角,永远上不了场。直到那一天,女A角排练时摔伤了膝盖,组织这才仓促让她去救场。
但何小萍拒绝了。多年来战友的欺凌、组织的排斥,好人刘峰的遭遇,让她对集体彻底死了心。在直接拒绝无效的情况下,佯装生病拒绝出演。
装病拒演让她和组织彻底对立了起来。深谙组织套路的政委不动声色地,用软性的精神高压让何小萍完成了演出,随后马上实施了处罚。
这一次,何小萍遭遇的是制度机器。作为一个饱受伤害的人,她因为长期的集体欺凌,导致了对制度的怨恨和死心,但这一切都存在于她的个人思维里,制度并不知道。制度有自己的思维。
制度思维容不下对一个豆蔻少女天真不成熟的网开一面,也读不懂一个被组织伤害的个体对组织近乎本能的愤恨。在制度思维里,何小萍作为一个军人,一个文工团舞蹈演员,却装病拒绝履行组织安排的演出任务,所以理应受到组织的处罚。
制度机器之伤一样无处可讨。
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政委一本正经地宣布了何小萍要离开文工团,调入野战医院的决定。大雪纷飞,众人缄默。何小萍面无表情,只有萧穗子脸上掠过一丝惊愕,却又飞速消失。
在这静默里,久久回荡着一个渺小的个体与高速运转的庞大制度机器碰撞时,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文/邵信芳)
(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