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假期被安利的一本书，男性视角写女性命运，这一本薄薄散文，描写了阎连科生长的那片土地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或老实本分，或温和娴静，或沉默卑微，或泼辣勇敢……平铺直叙的笔调写她们的生与死，哭与笑，欲望与隐忍，沉沦与疯狂。令我感兴趣的是哪怕不曾认识她们，在我生存的这片土地上、城市里都能找到这些女性的身影，且愈加清晰。
她和他都是一样的人，然而她和他又是不一样的人。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女人是女人，男人是人，“女人非人”的认知让大部分人忽略了“女人首先是人”这个问题。甚至我觉得这种认知早在几千年年伴随着文字的产生已经存在了。学生时代就很好奇，老师告诉我们一句话里有男性和女性时，对多人的称谓一律用“他们”，一句话里均为女性时才使用“她们”。后来学习过程中发现古文中是没有“她”，上世纪二十年代，刘半农改“伊”为“她”，并赋予与“他”相同的读音，女性第三人称代词才得以完备。汉字的博大精深还体现在造字法中，如果大家回忆女字旁的字会发现除了和柔弱、生育、体态等等有关还有一部分的寓意并不美好，如：嫉妒，妖，奴……性别标签如今依然存在，提起男人之间的友谊，我们往往最先想到“两肋插刀”，而说起女性友谊，经常是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塑料姐妹花”等负面联想。好像女人在一起就充满了是非，只能“宫斗”一样。词汇的变化，也正是中国对女性态度、观念的变化。
东方女性在历史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她们曾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更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从母系氏族部落，到父系社会，再到毛主席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以及随后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男女地位的改变是劳动力需求的变化。阎连科在书中提出“第三性”，明了地说即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她们既承担着女人应该承担的一切，生儿育女和琐碎家务，又必须承担播种，收割，水利建设，架桥修路等男人做的事情。
四九年后，以家庭为单元的自由劳作方式融入人民公社大单元，社会主义建设使得劳动场域无限延宕，连带着无限增多的劳动量，出了男性负荷增多以外，那空缺的就必须由女性来填补，这样一来，男主外女主内的平衡被打破，女性从小院和厨房解放出来，走向田间、堤坝，此后男女同工同酬。改革开放后国家重心从农村走向城市，农村成为像城市输送劳动力的仓库，如果说之前女性身上的他性是迫于国家理想，此时推动她们走向工厂，车间的力量则是个体对生活的追求，是物望。此时男性，女性已然被淡忘，在新时代他们统称为“劳动者”。不同于《第二性》表现出来二元观和作者淡淡的“厌女情绪”，这本书中的表达更让我接受，女性渐渐享有无差别的劳动平等权，也自觉接受第三性的注入，积极参与社会分工，成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这是中国女性最鲜明的，和其他国度女性不一样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