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住证，顾名思义，就是暂时居住的证件，就像准生证一样，准许你生育儿女的证件，后来可能是因为“准生”两个字似乎太霸道了点，改为了“计划生育证”，这一改果然文明多了。暂住证也一样，似乎也不够和谐，大多数地方终于也取消了，改为了居住证。

        暂住证是深圳的首创，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移民标志，它甚至成为了中国打工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然而，它却是中国千千万万外来打工者永远的痛。我甚至不敢回首那段往事，用我们耒阳的一句调侃的话来讲：说起来全是眼泪！

          我是1994年第一次听到暂住证这个名称的。在这之前，我在我所居住的小城市不要说暂住证，就是身份证我也不需要带。我从来不用担心派出所的警察叔叔会把我抓起来。

      1994年，这一年夏天，我和堂哥之亮来到了深圳石岩镇打工。在火车上，堂哥早把他在深圳被查暂住证的血泪史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然而慎重地告诉我，千万别被查到了，查到了会送樟木头打三个月石头。堂哥有一个亲戚就被查暂住证的人抓了，被送到樟木头打了几个月石头，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一回到家，抱住自己的母亲痛哭一场。他母亲也一边抹泪一边说：“崽呀！咱们筒米呷八餐，不要出去了，娘养你！”此人从此再也没有出去务工了，老老实实在家做了一辈子农民。

      樟木头，这个名字仿佛清王朝流放犯人的宁古塔，它是那样的让人生畏，以至后来在深圳打工的这十几年，我决不踏进樟木头这个地方。

        现在的幸福的打工人已经无法体验我们当时揾工的艰难了，所幸的是我们两兄弟都很找到了工作，在一家五金塑料厂开啤机，同去的还有一个东湖老乡。培训几天，没有工资，正式上班起才开始算工资。两班倒，我们刚开始时就上夜班，晚上八点上班，到次日清晨八点下班。我在厂里的宿舍睡到中午起来，吃了中饭，便到三里外的老乡工地上玩。因为害怕碰到查暂住证的，我总是操小路绕着走，小路要经过一条小溪，水很臭，我脱了鞋淌水而过，还要从一个悬空在溪流上的厕所下面钻过。有一次还被溪水里的玻璃片扎伤了脚，没钱打针吃药，胡乱包扎几下，一个礼拜才好。

        由于白天没休息好，又加之不适应上夜班，我晚上打瞌睡，被主管扣了工时，我一气之下自离了。而堂哥根本没上一天班，他那时刚交了一个四川女朋友，那个女孩子也没上班。堂哥嫌工资低，又要陪女朋友，索性不去上班。这下好了，三个人都没上班了，吃住倒不成问题。住在老乡的工棚里，吃也和他们一起对付。工棚四处漏风，好在是暑假，不要担心受冻。只是睡不安稳，查暂住证的人很鬼，常常晚上出动,老乡们很机警，一听到风吹草动就招呼我们往附近的山上钻。这情形和电视剧中鬼子进村可有得一比啊！

        但这样的日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一段时间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故乡的温暖和安全时刻在招唤，我们带着遗憾和怨恨离开了深圳，回到了养育我们的故乡。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可是，我们年纪轻轻，总不能这样永远呆在家里，过完年，我又一次无奈地南下深圳。一起同去的还有发小国富。落脚的是同村双喜兄妹在笔架山下的棚屋。双喜兄妹在黄木岗的菜市场卖菜，他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去十几里外的布吉农贸市场批发蔬菜，然后用自行车拉到黄木岗菜市场卖。他们一整天都在菜市场。我和国富也很快找到了工作。这一次我们是有准备的，年前借一次修谱的机会，父辈们和石准早禾田一位家族拉上了关系。家族是我们的爷爷辈分，是一位能人，在深圳堪察研究院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新疆建设兵团的，他这个单位调到了深圳。本家爷爷是一位摄影家，但在单位似乎并没有得到很重要的位置。他答应我们父辈的事其实他也没什么把握。好在我们运气还行，堪察院下属的一个测绘公司招临时工，所以本家爷爷几乎没费什么力就把这事办好。

        公司并不包吃住。我们暂时还是住在笔架山双喜兄妹的棚屋里，每天早上走六七里路去上班。晚上再回到棚屋睡觉。双喜兄妹晚上回来，有时炒一点菜，叫我去买啤酒，我们就这样苦中作乐。

      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清晨，我早早起了，提了桶衣服去菜地边水井旁洗。突然，听到附近棚屋有很响的敲门声，嘈乱的脚步声，还有狗唳声。我侧耳一听，很清楚地听到了“查暂住证”三个字，我吓得魂飞魄散，衣服也不洗了，赶忙跑回家。国富和双喜的妹妹雪菊还在睡觉，我说：“雪菊，怎么办？往山上跑吧！”雪菊说：“不行！来不及了，上山的路都被封了。别忙，我有办法！”雪菊拿起挂锁，把门关了，从缝隙里伸出去，从里面把门锁了。一分钟不到，脚步声到了门口，震天般地拍门声响起来了：“开门！开门！我知道你们在里面！”我们胸口呯呯直跳，大气不敢出。我生怕他们会破门而入。好在这些人敲了一会儿，终于离去。不一会儿，棚户区逐渐安静下来，一些人陆续走出屋子，议论纷纷，某某被抓了，某某跑掉了。这些同病相怜的陌生人互相打起了招呼，咀咒这个世道。雪菊说她在这里被抓了一次，她姐夫当时就拿了600元给那些人查暂住证的人，那些人就放了她。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们早上班迟到了。我说明了原因，经理担心我们被抓，就说要帮我们办暂住证，费用我们自己出，做满一年后公司退给我们。公司里还有一个耒阳老乡，有一个亲戚在深圳福田公安局，由他帮忙办理，收了我们560元。后来我们听工友说，其实不要那么多。当时办证时要照快照，去了本家爷爷夫人开的照相馆。本来照相馆一直都是本家爷爷的小侄女在照看，那天恰好本家爷爷奶奶都在，本家奶奶大笔一挥，快照30元。本家爷爷赶紧接过笔，说：他们没钱，改成了20元，后来又改成了10元，收我们每人10元。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本家奶奶，我明显感觉到她很看不起我们这些农民工。有时，我们去她家坐坐，她从来没有那份老乡和家族的热情。其实，早些年我对深圳这个城市印象也很不好，我觉得这座城市非常的功利，根本没有一点温情。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位工程师在福华路测图，天天去一家杂货店买饮料，一块五毛的菊花茶和柠檬汁店老板每一次都收我二元。有一次偶然和工友聊起，我才知道这些盒装饮料其实只要一块五。第二天，店老板照旧收我二元，我说，为什么别的店只要一块五。店老板很卑夷地找了一个五毛的硬币给我。

        我在这个测绘公司并没有做满一年，办暂住证的费用自然是自己出了。这一年暑假，我母亲六十一大寿，我请了假回家，回公司后岗位却被另一个人顶替了。于是，我丢了工作。更糟糕的是，这一次四姐和弟弟也随我一起来了深圳。我记得我被公司辞退后，带了弟弟去深南中路大新酒店老乡那里落脚，我心情十分沉重。那个年代，在深圳找份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在关内呆不下去了，我一个人去了关外布吉。弟弟和四姐留在老乡那里，四姐是女孩子，很快找到了工作。弟弟东奔西走，受了不少苦，工作一直没着落。最大的问题是住，他最艰难时甚至住到了医院里，为一个老乡陪床。外出找工作还要躲避查暂住证的。弟弟后来在一个工地做小工，我找到他时，他前一天刚刚躲过一劫。他拉着推着斗车运砖块，差一点被斗车带着从楼上摔下来。他当时下意识的一松手，斗车从十二楼摔下来，粉身碎骨。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果断地说：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我把弟弟也带到了关外布吉，后来他辗转进了几个厂，都是因为太辛苦没做多久。弟弟后来说，那段日子，天天晚上作梦都是在考虑如何逃跑，避开查暂住证的。弟弟说，查暂住证，最大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折磨。我想这是对，我们在家里都是老实忠厚的学生娃，到了深圳这块别人的土地，虽然还是我们的国土，可是我们却没有一点安全感。我们从没有融入这片土地，我们甚至不如过客，深圳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痛。

        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很现实的地方。你有钱，你是旅游。你没钱，你是盲流。查的就是你，抓的就是你。

        我有了暂住证后，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路上走了。可奇怪的是，有了暂住证后我却一次也没碰上查的，暂住证只是过关才用，起了边防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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