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命题符合历史事实，可以成立。“得天下者得人心”这个逆命题却不能成立。以天下之主自命，误以为自己有权支配天下的一切，很容易使自己不得人心，走向反而。对此，执政者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很不容易。

刘秀刚当皇帝时，洛阳令董宣不顾湖阳公主的脸面，杀了她的一个犯有杀人罪的家奴。湖阳公主告了御状，刘秀大为震怒，要用铁锤将董宣处死。董宣不慌不忙地说：“陛下圣德中兴，而怂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或许是这句话提醒了刘秀，使他改变了主意，不想再杀董宣，于是，湖阳公主说：“文叔（刘秀字）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此时已经完全恢复了理智的刘秀笑着说：“天子不与白衣同。”

“白衣”乃是未曾取得功名的人，也就是平民百姓。“天子”与“白衣”有天壤之别，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刘秀所谓的“不同”，重在“天子”的责任及其一言一行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这就值得人们尤其是身处高位的人细细咀嚼了。“天子”与“白衣”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不少“白衣”不能干的事“天子”可以干，而且还在于不少“白衣”不能干的事“天子”更不能干或不少“白衣”可以干的事“天子”也不能干。例如，平民百姓意气用事无关大局，“天子”意气用事，弄不好就会祸国殃民；平民百姓亲疏有别，乃是情理中事，“天子”亲亲而疏疏，往往会使国法名存实亡。“陛下圣德中兴，而怂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对于董宣的这一句话，作为中兴之主的刘秀能不掂量掂量？

人的地位不同，就会派生出种种不同：权利不同，责任不同，可以建功立业的机遇不同，可能祸国殃民的概率也不相同。即使同是身居高位的人，对于这种种不同的意识也各不相同。正如韩非子早就归结过的那样，有的人身居高位，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权力与“白衣”大为不同，于是我行我素，胡作非为，专“以天下自适”，而且“独断于上”，使别人“莫之敢逆”。也有的身居高位，想到的则是自己的责任与“白衣”大为不同，于是像尧和禹那样的“劳形”、“苦神”、“以身徇百姓”，服“黔首之役”而把天下当作自己的“桎梏”。当然，由于这种不同，产生的后果也各不相同。

作为封建帝王，刘秀能意识到“天子不与白衣同”，从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确实难能可贵。此后重用将生死置于度外直言规劝皇上的董宣，则说明他也意识到“不与白衣同”的“天子”需要有董宣这样的大臣直言规劝。因此，他能虚怀若谷，立开明之治。

刘秀不喜欢不把玩珍珠宝玉，也不沉湎于声色犬马，唯有外出打猎之嗜好。有一次车驾夜归上东门候郅恽拒绝开门。刘秀命随从在门缝间和郅恽见面，郅恽推脱说：灯火太远，看不清是谁。不接受诏命并为之开门。刘秀只好从东中门进城。第二天，郅恽便上书规劝：“昔文王不敢于游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此言辞亦可谓“刚切”，奏章呈上后，刘秀赏赐不唯他之命是从，而敢于对他提出尖锐批评的郅恽，却将为他打开城门的东中门候贬逐为参封县尉。他懂得“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刘秀在上东门遭遇郅挥，尤如当年汉文帝刘恒在细柳营之遭遇周亚夫；刘秀在郅恽面前之所为，也颇似刘恒在周亚夫面前之所为。

.刘秀任命睢阳县令任廷当武威太守，他亲自召见任廷时告诫说：“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这番完全出于好心的告诫，却受到新任武威太守任延的拒绝与反驳。任延回答说：“臣闻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在任延看来，所谓“善事上官”之“善”,意味着对上官事事顺从；所谓“和臣不忠”之“和”,乃是”一团和气”之“和”。任廷的这一番话使刘秀领悟，什么东西都是有度的，包括仁义与大度，也包括“和为贵”。仁义把握不好，就会成为“妇人之仁”；大度把握不好，就会成为“无度”; “和为贵”把握不好，就会变得没有原则。因此，对于这位“不识好歹”的新任太守，“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也正因为有这样开明的意识，刘秀得天下后，“未及下车，先访儒雅，表行义，兴学校”，没有“一阔脸就变”，将“仁义”二字束之高搁。在他执政期间，轻徭薄赋（改十一之税为三十税一），约法省刑，偃武修文，不尚边功，量时度力，惠及民生。至于后宫设置，皇陵修筑，以及对待郡、国进贡，均有文帝清正简略之风。如此上行下效，一扫西汉衰落与王莽篡政时期之奢靡。

难怪史家称：“东汉之俗，于斯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