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把感冒药端到我面前，我是想拒绝的。我从没有感冒吃药的习惯，因为普通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定程度依靠自身免疫就可痊愈。但想到如果吃了感冒药，妈妈会比较开心，我感冒也会好得快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妥协了。
几天前，我被父母催促提早回家，像期待新生儿降临一样，在家等待即将到来的新年。如果有其他选择，我会独自拉着行李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呆几天，换个地方看书睡觉。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了，你太不懂事了，过年就是应该一家人团聚啊。是的，如果我“任性”了，会让很多人不开心，甚至会被判定成一个冷血的人。我没勇气和能力，反抗这些我能预想到的舆论绑架。所以，我又妥协了。
但，即使我不屈服，也并不能以此断定我是一个冷漠的人。
手机里各类微信群开始在做新年计划。“先回男方家还是女方家” 此类问题又掀起了话题大战。婚姻关系中，似乎这些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它关系到每年是否能过个和气的新年。
关于爱情、婚姻，这个繁琐又复杂的问题，我不懂，也不想谈论，更不会加以评判。
对生活中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我们总习惯衍生出过于夸张的印象：成绩差的就是坏孩子、单亲家庭的小孩就不值得被爱、不爱说话的人性格一定很古怪...…凭着我们的潜意识，就可以为不同的人贴上我们划定的标签。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到了适婚年龄就该结婚、见面应该对人露出标准式微笑、亲人去世了必须嚎啕大哭、父母的生日一定要记得、挂断电话之前要记得say goodbye ......。
这些奉行为圭臬的东西，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上被要求需要遵守的社会准则。我们得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否则稍有偏差就会被绑架谴责。甚至可能某个失眠的夜晚，把它们拉出来列队反思，一度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正常。
生命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自我认知尚且不够成熟，何以如此果断地评判他人。
《请回答1988》德善的奶奶去世后，她看到爸爸和姑姑们在丧礼上热闹的吃喝，甚至唱歌。德善很生气。直到看到爸爸和晚归的大伯相拥而泣，撕心裂肺呼唤自己妈妈的时候，她才明白：“ 大人们不是不悲伤，只是他们在忍，在旁人面前故作潇洒而已。”
我笑并不代表我开心，我哭并不代表我伤心。我很平静的看待生命中的万物起伏、生老病死，冷静淡定的接受生活安排给我的一切，我并不拒绝，但这一切也并不代表我赞同。
大大咧咧的表姐是个开心果。一提到她就忍不住让人想起“大笑姑婆”四个字。她说有时候不是很明白，明明自己正经说出的话，总会被别人视为在故意搞笑。我想也许正因如此，没人觉得她会生气，理所应当能够承受一切随意（善意和恶意）的玩笑。你那么爱笑，那么豁达，你就不应该生气啊。
我们习惯于把一个人的行为上升到对思想的批判。思想和躯体统一附着在我们身上，思想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我们的躯体行为，但行为大多时候却并不一定终于我们自己的灵魂。活在世上，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社会道德、行为准则将灵魂和躯体硬生生剥离。
最后，想用加缪《异乡人》一段话结尾：“他说我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想知道我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那是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宁可把嘴巴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