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1600--2000》
詹姆斯·L·麦克莱恩（美）著作
王翔、朱慧颖等译
海南出版社
武士道
17世纪期间，日本武士见证了史诗般的战争岁月渐渐远去，成为遥远的历史。当武士从凶猛的勇士变异为暗淡无光的贵族，生活在繁荣的城市，许多人开始认真思索在和平时期的新时代做一名武士意味着什么。严格强调义务和责任的新儒学为他们提供了一些行为的指导。
宫本武藏写作的《五轮书》是最早对新武士伦理做阐述的书。宫本武藏曾是一名武士，参加过关原之战，但后来却成了一名“浪人”（没有主人的武士）。于是他浪迹全国，诡异了禅宗，成为一位取得高成就的书法家和画家，还练就了“二天一流”的新剑术（即使用大小两刀，一之太刀与二之太刀的剑术）。尽管他常与人决斗，其观点却是谴责对死亡的崇拜，宣扬武士必须总是为了成功而奋斗。他在书中，给了技术性的建议，解释武士战胜对手的方法。并强调：
主要是使敌人从心底认输。只要他们还抱有希望，他们就几乎不会溃败。但假如你让他们丧失信心，你就不必再理会他们。
武士之道是取胜之道，其核心——一个人不能拥抱死亡，相反，作为完成人生任务的一个途径，应该努力现时现世地实现征服，获取荣耀。这个目标反过来要求武士总要做好准备，了解敌人，明白自己，时机一现便果断行动。
另一外对武士伦理标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就是山鹿素行，推动了“武士道”的形成。
其本人于1660年创办了他自己的研究儒学和兵法的学校。山鹿素行作为一名学者，受到中国儒学早起著作《易经》、《春秋》等的吸引。形成了对理想儒士的一种想象——饱读诗书，堪为国家效命，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准。所以他主张日本武士应该效仿过去的儒家圣贤，致力于成为道德和政治的领袖。武士信条最高尚的表现是，在作为主君的武士和职官的同时，闪耀道德楷模的光芒。
在以前，日本社会主张在主君死时，武士应该自我牺牲，即“自殉”。尤其在17世纪中期，自我牺牲蔚然成风。那些蒙受主任特别恩宠的武士，越来越多地认为自殉结束生命是件自然的事情。“主人死后切腹自杀是当今风尚”，一位大名这样写道。于是，山鹿素行谴责这种情绪化的行为。
不过还有一位武士，山本常朝不这样认为，他在《叶隐》一书中不加掩饰地说道，“精通艺术的人如同蠢人”。然后称赞关于个人忠诚的古老理想，强调绝对忠诚，赞美死亡。“武士之道，即知死之道”。
可以看出，日本对于“武士道”精神的看法不断变化：
近世早期武士固守的传统观念如勇气、忠诚以及甘愿面对死亡的恐怖仍有意义，但是他们也在过去的思想基础上增添了新的理想，构建了当时的武士之道：争取成功是美德，人应该读书，而且要为终将降临的机会做好准备；动机的纯洁非常重要；一个人可以通过为藩地政府和人民效劳，履行自已的身份所固有的义务。
町人道
町人，即城市居民，主要有商人和手工业者。
从17世纪中开始，一些著名学者就开始在三都和地方城堡小镇开办私塾，主要招收富裕市民和富农的子女为全日制学生。还有一种称作“寺子屋”的学校则招收本地或农村的孩子入学。一些寺子屋由佛教和神道教僧侣经营。到了19世纪初，私塾和寺子屋的数量急剧增多。很多日本孩子得到了一些正规的学校教育。私塾的典型课程是向刚入学的学生介绍儒学经典。19世纪中叶，日本总的识字率有可能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许只有英国和荷兰例外。
而随着商人变得更加富有，受到更好的教育。其中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新儒学的某些训诫，并最终向把他们比作驮畜( 18世纪，有些书中，指出：町人为四民之末。只要安分守己，如同牛乐于混迹于牛群，就会一生快乐)的知识分子挑战。
山片蟠桃在他完成的《梦之代》中提出了如何认识历史和帮助普通人民的主张。他认为所有的客观知识和人类的价值观来自科学的普适性，换句话说，他以为怜悯，正义、礼节、忠诚皆为人类规范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并非先于宇宙而存在。因而得出结论：作为自然和宇宙秩序不可分割部分的人类文化，并没有给予任何阶层的成员以凌驾同胞之上的特权。
在他看来，商人关于经济事务的智慧，对于改善日本同胞的生活，实际上和武士领导者的所谓政治智慧同样至关重要。
还有石田梅岩运用“心学”的道德哲学，来解释商人的作用，并为商人辩解。肯定了他们的价值。“天”赋予了每个社会阶层推进个人福利的独特且可敬的责任。
随着山片蟠桃和石田梅岩等学者通过肯定商人的用处，“町人道”的实用伦理准则也得到了发展。
商人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提高，和财富的增多，使得他们想使整个家族能更久地拥有财富和名声。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很多的“家训”。
家训带着明显的理想色彩。首要一点，就指出，辛勤工作绝对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怠惰永无益处”。此外，还教导后人，商业的成功还有赖于赢得顾客的欢心。如“务必事事诚实”，“商品售价必须公平标准，勿须太高价格”，“礼遇所有来客，无论其购货多寡”。还要求谨慎，节俭，为后代留下家业。
最后，所有的家训都认可幕府统治的合法性。这是基于对现实的恐惧：18世纪，日本当局曾经斥责大阪城最著名的商人淀屋辰五郎生活奢侈，把他逐出了大阪，并没收了他的家产。
这些商人的家训似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帮助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竞争中保持了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