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1949，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是国民党元老，在东京法政大学读书期间转向国族主义。这是清末革命党人的标准模式，实际上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国族创造运动的馀波和回音。只是这个词的边界和内涵比之前複杂得多，他们在当时和以后都没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戴季陶自负其才，自称「六岁学吟诗，十岁五经毕，十二至十三，废经读翻译，十四任助教，十五事游历」。清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相当便利，结果很多人从来没有走出本省侨民的小圈子。但戴季陶不然，他不仅日语娴熟，而且真能接触日本社会，在当时殊为少见。一九零九年，戴季陶回国。一九一一年，他追随陈其美和钮永建参加上海的起义。关外大都督蓝天蔚遭到张作霖的压迫，赴上海向本党同志求援。年轻的戴季陶负责接待他，双方似乎气味相投。蓝天蔚委派他担任关东都督府（由革命党人所建立，非日本人的关东都督府）的交通部长，前往大连就职。张作霖节节胜利，关东都督府的辖区很快就只剩下日本租借地了。戴季陶跟东北民军诸将商议，决定放弃关外，配合南方的海军，攻取烟臺。南北谈判后，关东都督府解散，他才返回上海。一九一二年十月，陈其美和张静江推荐他担任孙文的秘书。孙文下野后游历日本，接触包括首相桂太郎在内的各方名流和政要，都由戴季陶担任翻译。孙文的老朋友宫崎寅藏后来对胡汉民说，戴季陶的日语比他还好。他主持《上海民权报》的工作。这家报纸的倾向是激烈攻击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发挥了陈其美沪军吹鼓手的作用。郑汝成的北军很快打败了陈其美，迫使后者和钮永建退往租界。这时，陈其美的两位死党蒋介石和戴季陶都流亡日本。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经数十年不改。
一九一三年，孙文的嫡系组成了中华革命党。旧同盟会的大多数派系拒绝支持孙文，但陈其美一系始终站在领袖一边，戴季陶也在其中。如果袁世凯和日本关係良好，他们大概不会有捲土重来的机会。
然而随着《二十一条》交涉的展开，中、日关係趋于恶化。日本人为了牵制袁世凯，开始扶植中华革命党，一面资助居正进攻山东，一面允许戴季陶在大连建立总部。一九一三年，戴季陶在大连组织了一支东北义勇军。一九一四年初，化名木村滕吉的戴季陶再度来到大连主持党务。孙文和陈其美当时对东北寄託了莫大的希望。
无论如何，孙文的命运在洪宪帝制结束后降至最低点。内阁和外务省的国际协调主义者战胜了军部和民间的大亚洲主义者（指黑龙会），后者却是他的主要保护人。其决定配合协约国，维护远东秩序的稳定。这条路线自动落实为支持黎元洪—段祺瑞举国一致政府依据「法统重光」的宗旨，结束内战和政潮。举国一致政府由北洋、国民党和进步党三大势力组成，得到了旧国会和公使团的支持。孙文的中华革命党作为国民党的少数派、分裂派和极端派，在护国运动中的功绩又不如进步党，落到了满盘皆输的下场。作为武装团体的中华革命党和作为国会政党的国民党这二者之间的关係，论观念最为接近，论组织有同源性质，但由于现实政治策略的分歧和同生态位竞争的格局，斗争反而最为激烈。双方等于对未来下了不同的赌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