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人说起钱谦益，总喜欢用“水太凉”一句嘲讽，但在我看来，这些人总像是只知道这一句似的。未经验证，所以也未必然，不好乱说，只是在我，因对牧翁颇有些倾慕，断然不肯说这样的话。
牧翁的事迹暂且不论，先借此由头，捻一些前朝往事说说。
天宝年间，安禄山起兵范阳，直逼长安汹汹而来，玄宗皇帝率众臣、妃子一干人等避往蜀地。因行程仓促，遗落了许多人，王维便是其中一个。势单力薄，王维自然没有办法逃走，因而成了安禄山的阶下囚。
《旧唐书》本传：“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下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此间，安禄山部众在凝碧池奏乐取乐，直听得王维声泪俱下，王维因而作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凭着这首诗表现的对玄宗旧朝的怀念，平复安史之乱后，在给任过伪职的官员定罪时，王维落得个从轻发落。
虽然如此，后人仍对王维任伪职这一事件看法不一。
唐人说法较为宽容。譬如杜甫《奉赠王中允维》：“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是站在了王维一边，此诗的注解中引有玄宗的一句“从贼之臣，毁谤朝廷，如陈琳之檄曹操者多矣。王维独痛赋秋槐落叶诗，故曰不得比陈琳也”，可知皇帝也没有将其作为叛臣看待。又晚唐诗人储嗣宗《过王右丞书堂二首》：“感深苏属国，千载五言诗”，则将王维比作苏武，立场不言而喻。
但宋世以后，儒家思想一家独大，读书人的思想几乎完全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因而不论王维的动机如何，心理怎样，只看他生死关头立场不坚定，便说他软骨头，一概加以否定。例如朱熹便在其文章中写道：“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更后来的学者，或因为政治至上，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因而容易教条；或因为受制于古人观点，囿于成见，也大多对王维颇有不满。
战乱中为安禄山所执并出任伪官的，自然并非王维一人，其他如哥舒翰、陈希烈、张均、张垍等，或当朝高官，或著名文人，也尤其值得重视。凭借这些人，则可以约略将此一类人员划分开来——
一则是主动投降叛军。但投降的原因，是与玄宗及当时的奸臣杨国忠、李林甫分不开的。即如上述哥、陈及张氏兄弟，空有报国之志，无奈处处受到排挤，因而怀着怨愤投降了叛军。再则，譬如卢象、薛据、郑虔等人，多属文人，受当时情况所迫而无奈出任伪职，仕途也因此受到牵连，甚至远贬他方，一蹶不振。心中的痛苦自不消说，于是便更有在叛军中试图脱逃、从事策反及积极与唐廷联络之人。
由此可见，无论文臣武将，主动或被动投降，皆有其政治与历史背景，投降后的作为也不尽相同，断不能一概而论。
明末清初人颜元在一次对话中曾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表达了对某些文人的不齿（依我愚见，牧翁自然不在此列）。反观许多人，将殉国看作世间莫大的忠义，却不问苟活之人又行了哪些忠肝义胆的事，只一棒呼死，是否太过武断了些？
以牧翁为引，捻出些唐朝的故事，牧翁之遭遇，与王维有甚不同也否？无有也。亦可知牧翁蒙受冤屈亦深矣，反借王维，为其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