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迟”由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首创，在宋朝得到了继承并使之法定化。在《水浒传》所反映的宋徽宗时期，由于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社会混乱，“乱世用重典”，这种死刑方式的使用更为普遍，范围也一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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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那些人才配得上凌迟。以“凌迟”方式处死的基本上都是些“大奸大恶”的犯人，首当其冲当属“谋反大逆”，在小说中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谋反大罪，如第93回“张招讨就将徐方、甄诚碎剐于市”，第99回“将方腊于东京市曹上凌迟处死，剐了三日示众”；在《水浒传》另一版本第110回中“将王庆押到十字路头，读罢犯由，如法凌迟处死”，不管是徐方、甄诚还是方腊、王庆，均是触犯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宋初依律当斩，但到北宋末期随着凌迟成为“国朝之极法”，残酷、威慑程度远胜于斩刑，对图谋不轨者皆“凌迟处斩”。
另一类是恶逆之罪。王婆“生情造意，哄诱通奸，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伦，”严重违背了社会的伦理纲常，并引发了“毒杀亲夫”的“恶逆”大罪，“拟合凌迟处死”。
从后代的律法界定看，《大明律·刑律》中规定“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逆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明律还规定“谋杀祖父母、父母者，杀一家三人者，采生折割者，也以凌迟处死”。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凌迟的适用范围扩大，如劫囚、谋杀人、发冢、威逼人致死、殴伤业师、殴祖父母、殴父母、狱囚脱监、谋杀本夫等。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地位，对谋乱造反者从来都是严厉惩处，如明朝嘉靖年间宫女杨金英谋杀明世宗案以及明末抗清名将、被昏君误判通敌卖国的袁崇焕，清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李开芳，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等，无不以此刑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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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行刑过程。
关于凌迟的具体操作，《宋史·刑法志》记载“凌迟者先断其肢体，次绝其吭，当时之权法也”。明朝正德年间处死的宦官刘瑾的执行过程比较详尽：权倾朝野、人称“千岁”的大太监刘瑾，因被控谋逆等十七条大罪而“凌迟三日”，并锉尸枭首。其中凌迟刀数按律应该3357刀，每10刀一歇一吆喝，第1日357刀，从胸部开始，状如大指甲片；第二天继续行刑，数十刀后刘瑾气绝。
小说《水浒传》中凌迟场景共有两次：
第26回：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供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字：“剐！”上坐，下抬；破鼓响，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第110回：当日法司奉旨会官，写了犯由牌，打开囚车，取出王庆，判了“剐”字，拥到市曹。看的人压肩叠背，也有唾骂的，也有嗟叹的……今日只有王庆一个，簇拥在刀剑林中。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刀排白雪，纛展乌云。刽子手叫起恶杀都来，恰好午时三刻，将王庆押到十字路头，读罢犯由，如法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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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说凌迟之害。
与其他剥夺人的生命权的生命刑一样，凌迟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最有效的遏止性和最强大的威慑功能。但同时也开启了更加野蛮的刑罚制度的大门，存在着先天的有悖于刑罚的人道性和可纠正性的不合理因素，非仁君治国行法的善术和正道。正象陆游所说的那样，广行凌迟“感伤至和，亏损仁政，实非圣世所宜遵也”；杨万里也认为“严刑者不可常用，时用则王，常用则亡”。
从小说《水浒传》中民间乐此不彼的竞相仿效，既可以看出这一严刑的效用在民间的接力，也是无法通过正常刑罚制度教化民众的一种悲哀。从一定意义上讲，凌迟这一严刑从五代开始出现、两宋广泛应用、元明清登峰造极直至清末最终彻底废除，实际上是见证了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由野蛮到文明的嬗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