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是在84岁那年的夏天突然走的。
她像往常一样，拎着一篮早上刚摘的新鲜生菜，溜达在村路上，准备拿给我父亲。她不爱吃这菜，可她知道我父亲爱吃，年年种菜她都不落下它。
在半道上她停下来扶墙想歇个脚，就这么一会，她就倒了下去，再也没醒过来。
农村的奔丧习俗，要在村子的祠堂里摆上几天的灵堂和宴席，亲戚邻里熟识的村人都会过来送行并吃上一天。祠堂已经被拆，那片地上也早已立起了一幢砖瓦房。房子还在修建，灵堂就设在房前的空地上。
那天有点雨，用塑料布搭起来的简易灵堂前，乌泱泱的一片人头。很多人我认识但不熟悉，很多人我见过但叫不上名。这其中有我的四个伯伯和他们的儿子女儿以及这些儿子女儿们的下一代。
奶奶是后来才改嫁给爷爷的。改嫁后，有了我的父亲和叔叔。
日本人的飞机从灰霾的天空像乌鸦一样飞过的时候，奶奶已经跟着爷爷逃难到了这个村子。爷爷是个有故事的人，曾在深山坳里教过书，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后还在省会的银行工作过。但奶奶从未和我们讲过她和爷爷相识的故事，也从未说起过她那五个儿子的亲生父亲。
她会在秋收过后的闲暇午后，搬条板凳摆上箩筐掰玉米粒，有时候也会用铁钻头把玉米粒从玉米梆子上一串串的撵下来。玉米粒咕噜噜的往下跳的时候，金黄色的箩筐里会飘出好闻的香味，然后奶奶就会讲起她见到的日本飞机，讲起那时候的逃难，恨恨的骂日本人太狠。
父亲两岁那年，爷爷奶奶好不容易搭起来的房子被一场大火烧光了。奶奶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父亲，一头挑着叔叔，从火里逃了出来。自那以后，一家人，借住在了村里的祠堂，一住就是好几年。也就是那时候吧，父亲和相距不远的母亲相识相爱。后来听父亲说起，那之后好几年家里才又起了房子，娶母亲的时候，房子还是个空壳，连房梁都没有完全搭好。
奶奶八十岁的时候，爷爷已经入土为安了。家里的生意做的还好，父亲说，给您办个寿宴吧。奶奶不肯，谁劝都不听。她把自己一点点攒下的钱捐给了村里，和当年的爷爷一样。
这么个固执的老太太，最恨的却是她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对大伯而言，奶奶是个固执且不讲人情的母亲。唯唯诺诺的大伯娶了个不讲理的大伯母，为了袒护大伯母他甚至当着全村人的面，宣称与奶奶断绝关系。
奶奶固执，也倔，从此之后再不与大伯说话。至死，她也不让大伯照顾她，哪怕是大伯扶她一把，她都要把手甩开。可她心里，到底有没有原谅大伯，谁也不知道。就好像谁也不知道，奶奶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生下来不久就被送走的六伯伯一样。
在葬礼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个伯伯，只是在奶奶活着的最后几年里，在没有别人的时候听奶奶和我说起。奶奶曾说，“那时候苦，送出去是为他好，送出去，他才能活，家里多少张嘴等着吃……”。可父亲一来，奶奶又不说了。我那时不懂，不懂为何奶奶不愿意和父亲说，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位母亲的顾虑。
二伯伯是走在奶奶前头的。一次意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具僵硬的尸体了。父亲怕奶奶扛不住这太大的打击，嘱咐家里所有的人都对老太太缄默。可到底，奶奶还是从村里人的口中知道了这事儿。感同身受这词，是最虚伪的，因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苦，除了奶奶，没人能真正体会。也许是受了这事儿的打击，没到一年，奶奶便走了。家门口那片菜地，从此就荒芜了。
我们仍会和伯伯们在过年的时候聚聚，互相拜个年，只是没有了奶奶，似乎连过年都没了什么味。现在伯伯们都已满头白发，我父亲也当上了爷爷。岁月，就这么不扰人的从你身边走过，带走了很多人，很多事。爷爷的故事，奶奶的故事，就这么成了日光里的灰尘，飘飘散散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