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礼与人情
一、礼不可变异？
乍看起来，礼是抒发情的合宜之路，是发挥情“合于中”与否的裁决标准。由而，造成这么一种印象：礼先于情，由礼来衡量、调适人情。而在《礼记》中，也有一些语段表露这种倾向：
“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运》）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记》）
“天人合一”是古代建构社会秩序的一个出发点，自然秩序与人伦同构，故而往往礼的自然合理性会诉诸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要经过先贤圣王的把握理解，转化为礼，也就是“先王承天以制礼”，故而一般不可变异。礼构成了人情的发挥框架。
二、礼与情
但礼并非只来源于抽象的形而上原则，其根本仍在于对“人情”的把握。比如《礼运》篇将人性归纳为“七情”和“十义”，只有通过“礼”，才能治七情、修十义：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可以看到，礼不仅有符合自然秩序的一面，也根植于对“人性”的把握当中。虽然《礼记》中不同之处对于人性、人情的具体讲法不一，但这样一种倾向很明显。礼的根本目的与原则仍是节文人情。如课上所讲，情有不足，以礼兴之；情若过之，则以礼节之。
三、礼与“时”
但是物有不齐，世殊事异，礼无法穷尽所有人情之发微，所以在礼中也强调“时”。并且，若人情发用得宜，那么礼也可仅仅作为辅助性的东西。这在《檀弓》中多有体现。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乖，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此一节中，晏子故为“非礼”来矫正齐之风俗。礼虽有成法，但却可以因时因势制宜，其根本上要诉诸于是否合“道”。在有若看来，礼是判定事物是否合宜的标准，但是曾子和晏子却要更进一步，指出礼也并非不易之法，也有依凭。如果不合，则变易其礼。换句话说，礼是勾连人事与道的中介，君子所守，当为道，而非成礼。此处晏子之“知礼”，正在于他知晓为国之道以及礼的教化作用，所以通过变更礼或违礼来矫正时俗。这是礼在政治教化上的发用。
“时”与情
不过，时俗教化背后，仍是人情、人心，如果不落实到人情之合宜发用，礼也是虚的。
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礼记·檀弓》）
此一节中，子路哀叹自身贫困境况，无法尽礼尽孝。孔子所慰则直接跳过外在条件，直指人情：孝道是否达用，更在于尽孝之对象（常谓父母）是否“尽其欢”。吃豆粥，喝清水，能让老人开心就可以称作孝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孝道仅此而已，此处语境更多是孔子宽慰，指明在不同境况下能“尽心”即可，不必过于自责。若有条件，使老人能颐养天年，自是更好。
另一方面，孔子所谓“礼”，也是在“时”的语境下展开：子路哀贫，无法尽礼。孔子则认为即便简陋，但能“称其财”即可，不必死守葬礼规制而自责。礼的规格发用可随“时”而变易。这在《孟子》中也有体现：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下》）
此节是指孟子之“后丧踰前丧”，葬母规格高于葬父。但对孟子而言，是“贫富”之不同、是时之不同而已。并且，棺椁好坏也有人情方面的考虑。朱子注中，强调棺椁是为了能“坚厚久远”，而“无使土亲肤”，从而心无恔，能够快然无所恨。
而最后一句“不以天下俭其亲”，体现出了时评/时俗和个人人情之间的张力。葬母之事在《孟子》中多有出现，均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或不解，但孟子所为所论最终仍诉诸于心。这是孟子与子路所不同的地方。子路自觉因贫困而有所亏欠，但其中也包含着他用“常礼”来要求自己的心思。自己所为仍旧达不到当时礼制所要求的层次，故而觉得未尽孝、未尽礼。而孟子更多自觉到自己所处之“时”，以“尽心”为标准。
四、礼之根本
礼的合宜与否根本上要诉诸“尽心”，
颜丁善居丧，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殡，望望焉，如有从而弗及；既葬，慨焉如有不及其反而息。（《礼记·檀弓》）
颜丁善居丧，其实不在于（或者说不止在于）丧礼是否合宜，也在于丧礼中是否尽到了应尽之情。如子游所言：“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礼记·檀弓》），丧礼之意正在于使人事死如事生，不背弃丧者。但逝者毕竟不是生者，慎终追远即可，视为活人、“作俑”而葬则偏离了对于“丧”的理解。
故而，与本文开头时的观点相反，礼不仅节文人情，人情也反过来评判礼是否合宜。两者之间的张力能否很好的把握调和，有赖于君子对于时、对于道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