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吃古井里的水长大的，我之所以用“吃”这个动词来形容古井与我、与它那头链接的每一家每一户的关系，觉得古井给予或者说哺育我们的实在太多，而我们似乎总是抱着一种理所当然或者自私贪婪的想法来对待它，就好像子女总是把父母对他们的爱视为一种理所应当。
以前挖井还不叫挖井，而叫箍井，而且绝对是个技术活儿，不仅箍井的师傅和现在的工程师一样受人尊重，而且能够箍的起井的人家更是让人羡慕的眼红。那时候基本上两三家合挖一口井，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都是去井台上挑水吃。谁家要是有一口像样的水井，那就好比是家有万金的财主一样，他家的门槛准被上门结亲的踩烂。有的人家为了防止周围人家来挑水，要么井盖上上把锁，要么把井绳藏起来，要么干脆盖所院子把井圈起来。
我们任家院子原来十几户合用一口井，那井不知是什么年代打的，反正坐落于老院里我家老房子窗户外，井台是簸箕大的青板石砌就，一层接一层斜着往外压下去，防止冬季雪水或者日常脏水倒灌进井里；井口是一整块青板石中间掏挖出水桶大小的圆孔，在莹莹苔绿下还可以隐隐看出刀砍斧凿的鱼鳞般的痕迹，这就好比大户人家门前的两尊大石狮子一样讲究，不像其他人家的井口都是一块块石板拼接在一起，俨然要饭的身上的层层叠叠的布丁；井深估计有十五六米，四壁长满了毛茸茸的苔衣，透着股不容置喙的冷峻和森严。我们小时候喜欢趴在井口上吹冷气，或者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井底一片镜子似的亮光，随着鳞鳞波纹的荡漾，寻找藏在镜子底下的大鱼。那时候傻的可爱，不知道“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何况井水了。
现在老院里那口井基本已经荒废了。
自从我们任家院子人丁越来越兴旺，一院房子已经住不下那么多人了，大部分人家就迁出去盖了新房子，老院里也很少人来。老院里只剩下我奶奶和二奶奶两户老人家，他们又没有力气在老井里打水，慢慢的老井边上长满了蒿子和杂草，只有石板砌的井台上飘零着几片落叶，圈定着一口老井的势力范围，不让荒草埋没了它昔日的繁华。偶尔，在天旱缺水的时候，人们还会想起这口老井来，挑一担子老井里的死水，缓解一下菜地里的旱情。
在老院外沿着碾渠里向西，老一辈帮助儿女盖了一溜新房让他们顶门立户。户数多了，家业大了，吃水自然成了问题。老井负担不起这么多家数的吃水，再到老院里担水似乎也不太方便。到了井台上，彼此见了总要问一句“吃了没”，家里连水都没有拿什么吃，尤其是儿媳在老院里看到公婆，总得客气的请老人去家吃饭以示孝顺，彼此显得都有些尴尬。为了不再让吃水问题闹的这么难畅，三爷四爷五爷提议集全院之力重新打一口井，并且用塑料管子通到各家各户。这就是古井的由来。
古井选址在黄土梁脚下一条沟边上，两边是山，山里的金水沿着这条沟一直流下来，滲到地底下，周围又栽了几株大杨树，正好可以把地下水牢牢的锁在泥土里。四爷和五爷是箍井的老把式，他们除了负责看阴阳外，主要负责箍井的技术活。父亲及各位伯伯辈则主要出力气掏井，挖泥，抬石头，我们这些小鬼头则成天钻在施工现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打下手。现在回想起来，古井应该是我们院子里齐心协力干的最后一个项目。因为地下水丰富，古井打的并不深，呈一个底宽口小的倒翁形。挖到四五米深的时候，地下水就汩汩的冒出来，井下两人负责把挖出的泥土往外倒，井口两人再接力赛似的把导出的烂泥转到别处。大家一边干活一边“嗨哟嗨哟”的唱着劳动号子，顿时山响谷应，连山神仿佛也受到大家劳动热情的感染而把身体里的金水放的更凶。箍井就像拱石拱桥一样是个技术活，一圈圈从井底边箍边收，好的匠人箍出的井就像景德镇烧出的瓷瓶，肩颈处平滑均匀的隆起，井壁更是严丝合缝不露一痕。在井的膝盖部位早就留了一个出水口，既能防止井底淤泥顺出水口流入引水管道，又能保证井底基本的水源不至枯竭。井箍好之后还要淘井三次，一方面新井确实里面污水太多，另一方面在箍井的过程中人始终站在井底，人身上的晦气也可能留在井底。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淘井是必须的一个步骤。古井修好了，从它到每家每户还需要挖一条引水渠，埋上塑胶管，基本上引水主干道是沿着上山路修的，中间也经过了一些人家的私人宅基地，为了能让大家吃上水，并没有人去计较多占了谁家多少地，坏了谁家门前的风水。到每家门前，通过一个三叉接口分流到自己家里的水龙头里。
记得出水的那天，我们激动坏了。有的人趴在井边，有的人顺着管道的方向追着水流跑，更多的则是焦急的守候在水龙头前，耳朵凑近水龙头，倾听从水管里面传来呼噜呼噜的响声，直到奔涌如注的自来水猛然间冲出水龙头灌了满脖子满怀。这一天，大家像过年一样欢乐，又像迎生一位小婴孩般激动。大家有的抱着水龙头大口大口的喝清冽甘甜的自然神赐的金水，有的大拇指压住水龙头食指一半按住出水口任来自高山压强下喷涌而出的水柱击打过往的行人，我们一任汩汩水流翻过八斗翁沿流进水桶里再流到地上乱淌。我们任家院子是全大队第一个通上自来水的，这比当初通电的时候还要兴奋和自豪，因为古井是我们自己打的，而不像电一样是国家施舍的。
自那以后，不管是谁上后山路过古井，都要看看古井边有没有人畜屎尿---嫉妒我古井的别有用心之人耳红眼热----或者砍几棵枣刺罩住古井防止他人破坏，或者到古井上游的沟渠里看看水有没有断或者被污染，或者地下埋的水管有没有露出来的。总之，古井的水供应了你，也养育了我，没人觉得古井是别人家的，事不关己，古井就像我们大家的心脏，心都出了问题，那整个人还能好吗？
渐渐地二十年过去了，三爷四爷五爷也相继去世，曾经沿着碾渠盖的那一排排房子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栋栋红砖绿瓦的别墅，被紧紧的锁在一堵堵高墙里面。父亲和伯伯们去了西安打工，我们这些年轻人也跑的更远了。老家除了剩下一栋栋大门紧锁空空荡荡的楼房，还有什么？
今年我一心辞了外面的工作早早地回家过年，开年后在西安找个工作干。在返乡时我特意买了一张绿皮火车，这是我当初走出家乡时乘坐的那趟列车----那次的乘车刻骨铭心，感觉家离我很远，回家太不容易，因此这十年来我心中一直撩不下对家的思念----路再远，路再难也要回家。于是，那列火车载着我，或者说是我推着它从南方跨越了两千多里地往家里赶。火车慢悠悠地晃动着前移，我在半睡半醒里被夹在拥挤的人群里，猛然间被摇醒，抬头望着窗外，或者是深夜里一片漆黑无边无际，或者是冬天里满目萧瑟一片荒凉，时间彷佛在这列吭哧吭哧的缓慢爬行的火车上停止了。而往往从窗外收回目光，趴在堆满方便面矿泉水的小餐桌上，脑子里要么出现了在黑夜中的一星火光，要么是上帝不小心打翻了梵高的颜料盒，终于在印象派的赤黄色画底上染上了一些生命的绿。
走下火车，我一刻也不敢耽误的转车转车再转车，终于看到了熟悉的村庄。国道畔新起了一幢幢楼房，三开扇的漆红色大门镶嵌在白色的瓷砖里，一排排一串串彷佛是一条红色的玛瑙。这房子里有我见过面却叫不上名字的乡党，有我的来福伯伯，为了给孩子结婚他也是在这儿盖了座楼房。再往里走，碾渠两边又起了一排排楼房，可惜都大门紧锁，门楣上的对联在寒风里呼啦啦的翩翩飞舞。
母亲颤巍巍的挑着一担水在门口撞见了我，水桶担的太满，走路又不稳，沿路上洒了一地。“现在担水干什么？”我好奇的问。
“哎，屋里已经停水好久了，只好去堜背后担水吃。”母亲一脸的无奈。
进门看到橱窗下的水龙头，严严实实的裹着一层麦秸杆扎的厚棉袄，蛇皮袋上铺满了灰尘，水龙头下的水池子里也掉着薄薄一层枯黄的椿树叶，池底布着一撮撮尘土。
“古井坏了，也没人修，只好东家挑一担西家挑一担。”母亲边抻起水桶往翁里倒水，一边抱怨着院里人搬的搬走的走，临了没人管修井。
有富伯伯听说我回来了，就撩下饭碗来串门，作为院里的能人，他一直在家里做药材生意，而且今年收成还不错。我问起他院里的古井吃不上水了，也没人愿意挑头修一下。“好娃哩，现在人都不在屋里，就剩我连你来福伯伯，你大常年在外打工里，我给你来福伯伯说里，人家说是现在搬到新房里去了，老房里也没吃水了，古井有问题了和他没啥关系了，你说咱院里这现在弄成啥啦！”有富伯伯说起这事来也是心里不美气，但也无可奈何。
“那咱这过年吃水咋办呀嘛？总不能过年里还到处担水吃，趁着过年大家都回来了，你挑头给咱招呼人把古井修一修，年后人一走光又没人管了。”对于院里的事情，我也不是太了解，现在大家都一门心思奔着自己的好日子去了，谁还管这东家长嘞西家短里。
“那行，不过你大哥二哥立善大立德大过年都不回来，你们这些年轻的不在，留下我这些年龄大的弄起来有些吃力。”有富伯伯还是答应揽下这摊子事，毕竟这吃水是个大问题。
第二天家里就下雪啦，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白茫茫一片模糊了天和地的界线。我踏着厚厚的积雪，沿着二十年前埋引水管的那条小路往黄土梁走，坑坑洼洼的路面崎岖不平，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在积雪里。一路上塬上的土坯房子都不再住人了，门前荒草半人高，似乎要顶破头上的积雪爬到房顶上去撒野。而黄土梁下那口古井，从前蒲篮般大现在变成簸箕般小了，穿过一条麻绳般细的斜坡路，古井就在眼前，这条仅容一脚宽窄的小路那头连接着它，井口盖着块平板石头，石头上覆盖着一层雪花，小路像绳子般越拉越紧越来越细，远处的黄土梁掩映在一片茫茫白雾中，古井在天地间像被遗失了般下坠。
大地，一片死地；古井，在无人问津中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