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在《生一次病，就懂人性了》中写道：
“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
我平日是不吃荤的，总是喜食素菜，如今数年里吃药草，倒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和羊。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
当人无法承受某些现实中的暴击时，便将希望寄托于神，西方世界的上帝，东方的佛祖以及古老传说中的灵长类动物。
“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看完这句话，我已泣不成声。
好像憋了很久的委屈一下得到了释放，我也生过病，大多数人都生过病。可是生什么病，病多久关乎着未来心态的走向。
我这小二十多年来，每逢一个人生转折点都会生一场病，倒不算什么致命的大病，就是战线拉得太久。
初中那会，我不怎么和女生玩，经常混在男生堆里打乒乓球，而我最厉害的不是和人对打，我喜欢一个人乒乒乓乓对着墙反复操练。有一次课间十分钟，从打铃下课到上课铃声响起，都没能打断我的“撞墙之旅”。
当然，那次“碰墙”的辉煌战绩，我再也没能突破过。
这也成为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美好时刻的缩影，绝大部分都掉进了痛苦的沼泽地。
记得有一天下大雨，上课快迟到了，着急忙慌找不见雨伞，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撕下来一张一次性桌布，蒙着头就出门大跑，雨点像刀子一样锋利，还没一会，桌布就破烂不堪了。
表妹倒是挺聪明的，脱下外套顶着雨一溜烟就跑得不见人影了。
我呢，用老家的话说是真的瓜皮，不慌不忙得头顶大雨潇洒前行。到学校后，鞋子里面灌满了秋后微凉的雨水，一屁股坐在板凳上，腿抖得厉害，再也不想抬起屁股，感觉比小时候尿湿裤子更丢人。雨滴从头发淌下来流到脖子里，再从脖子渗透到全身，也不记得怎么熬过那天的，只知道过了那天后，就生了一场大病。
感冒，鼻炎，鼻窦炎搞得每天脑子跟浆糊一样不清醒，和我说话得大喊，不然我听到的都是幻觉。
班主任也是看在眼里，时不时地找我聊聊天，谈谈心。有一次我去她宿舍，班主任问我最近怎样？好点了吗？
我脱口说出“快死了”这几个字，说完后班主任就赶紧呸呸呸，说得什么话呢？那天到底谈了什么，谈了多久，一点印象也没有。
时常觉得我的脑海里有块橡皮擦，关于过去的回忆都被抹掉了，痛苦的也是，快乐的也是。
我怎么找都找不见，那不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吗？后来，我才发现，记得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就那样，晕晕乎乎地进了考场，平时别人说话都听不清楚，当大家都在抱怨英语听力是什么玩意儿的时候，我不自觉地笑了。
日子就那样过着，偏科严重的我，没能考上县城里的高中，倒是稳稳地被镇上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录取。
都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在生病这件事上我从来没有谦虚过。
高中学校的食堂传闻是相当可怕，米饭是一位老大爷负责，传说老大爷每次都含口水，米饭快熟的时候就开始喷水。
每次到饭点，校园里四面八方黑压压的一片袭来，扬起阵阵尘土。
三年没抢到过打饭窗口的最前排，吃着水煮还半生不熟的土豆丝过日子。本来包子也凑活能吃，当同学不是吃到创可贴就是吃到虫子的时候，我彻底崩了。
三年几乎没吃过美味可口的饭菜，每周末回到家的时候，跟难民一样狼吞虎咽起来。
三年，很漫长。就那样一点一点过度消耗胃，以至于高三那会严重到大小便接近失禁。
后来在家喝了一个月的中药，自制自饮。每次喝这些草药的时候，就想到奶奶生病那会，什么蝎子、蜈蚣的药材，看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她得多疼呀，才会想到用剪刀结束生命。我没办法，一点用都没，除了祈祷减少自己寿命换奶奶一命外，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是辍学回家一日两餐刷碗，时不时拿根棉签蘸水给奶奶起皮皱裂，惨白无色的嘴唇补点水分。
后来，奶奶还是走了。那一年，我14岁，家破，人亡。
最孤独的人最亲切，最难过的人笑得最灿烂，因为他们不愿身边的人承受一样的痛苦。
闫伯伯是我心目中的的神医，大病小病一包药就立刻见效。从小到大，我只认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夫。我在等，一直等周末回家找伯伯拿药，直到爸爸告诉我他突然逝世的消息，我珠子般的泪夺眶而出，嘴里喃喃自语着：“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呢？他前一天晚上还到我们家，还给我们展示他柔软的五指，能弯回去几乎和手背平行，那自豪的神情，像是拥有了全世界一样。”
伯伯走了，带走了我所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又重新过上了死灰一样的生活，每天的天空都是灰暗的，再也没有欢声，再也没有笑语，再也没有未来，再也没有理想……
最瘦是时候七十多斤，爸爸是两个我的分量。逢人见到我爸，就开始数落他。
“你看看你给自己吃的，再看看给姑娘饿得瘦的。”一位卖酒的婶婶说。
我爸赶紧顺势把刚卤好的猪肝切下一小块给我，我缓缓地摇了摇头，不想吃。
“你看，是她自己不吃，我也没办法嘛。”父亲无奈地垂下双手抱怨着。
一天一丝光忽然从我眼角闪过，从那以后，我开始强迫自己大口吃饭，咽不下去的时候，一边背过头抹眼泪，一边喝水往下冲。
过渡变成了度过，也就有了经验应对后面接踵而来的病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