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精神
翻开《史记》，不是读历史，而是读人。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文人的典范，不但传记文章独步千古，道德文章亦冠绝天下。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做人、做官还是作文，都始终保持着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正是由于才华与精神的相辅相成、知识与人格的交相辉映，才共同铸就了煌煌巨著――《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朝的骑都尉李陵，奉命率5千步兵，从居延向北进击匈奴，贰师将军李广利带主力后援。交战开始，李陵率兵在峻稽山与匈奴骑兵相遇，杀敌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急调8万骑兵将李陵部包围。李陵孤军拼死抵抗，激战几昼夜，杀伤敌兵近万。这时，李广利的主力部队始终没有上来。最后，终因箭尽粮绝，寡不敌众，李陵战败被俘，投降匈奴。
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大为震怒，下令杀了李陵全家。满朝文武百官见状纷纷附随武帝，谴责李陵的投降行径。只有司马迁不买皇帝的账，本着实事求是、问心无愧的原则，陈说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投降是迫不得已的，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
我不知道司马迁站在金銮殿上慷慨陈词的时候，想到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他肯定想到了自己会因此惹火上身。忤逆犯上、替“叛贼”辩护的后果，谁会想不到呢？满朝文武中肯定有人的想法与司马迁一样，但他们不敢说。唯有司马迁不一样，他不想违背自己的意志，他不想昧着良心说话，这就是一种独立人格。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音量可能不大，但在场的每个人肯定都听得清清楚楚，肯定都听得战战兢兢，“司马迁一定是疯了。”他们每个人都私下嘀咕着。就这样，司马迁被定为死罪，投入了天牢。
司马迁并不惧怕死，但令他难以割舍的是刚刚写了一个开头的《史记》。在牢里，司马迁想起自己20岁就开始游历名山大川，搜集史料，为写这部书进行了数十年的准备，还想起父亲临终前对他说的话：“我家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在虞舜和夏禹时，就因职司天官而显名。自春秋战国以来，一度中衰，难道会断绝在我们父子身上吗？身为史官，我没有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以及不胜枚举的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一一记下，实在是终生遗憾的事情！我死以后，你如果继续担任太史令的话，一定要实现我的愿望，千万不要忘记啊！”
想到这里，司马迁决定接受“宫刑”，以保全性命，这是一种比死刑更卑贱的刑罚啊！司马迁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唯一反抗形式。
《史记》是一部官史，按理说是应该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按理说是“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但是司马迁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他不屈从于皇帝的权威，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而是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独立和批判性的言说立场。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已经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正如章培恒、骆玉明在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史记》所作的评价一样：《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的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史记》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更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更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他不但自身思想崇高、人格伟岸，还在《史记》中对人格高尚、敢与权贵抗争的人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怒斥秦王，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剌杀凶残秦王的荆轲；在国危民难之际自荐，对着咄咄逼人的楚王，面不变色心不跳，力陈利害而博得楚国支持的毛遂；明知诸候怨恨，道路险阻而力行削藩的晁错；吴起、伍子胥、范睢、商鞅……
《史记》的成功与作者司马迁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密不可分。而时至今日，我们最缺乏的品质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就是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