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当我们迎着早晨的寒霜上学时，陈四儿已经挑着一担粪往外走了。
陈四儿是他的小名，大名叫陈东升。我们不叫他大名也不叫他小名，叫他“臭蛋儿”。因为他走过，就会留下一路的屎臭味。他又是光头，不管炎夏寒冬，他就顶着那一头的亮光晃来晃去。
挑粪这个活儿，没人愿意干，用二姑的话说，只有“光棍没出息”的人，没什么本事，才干。于是，每当陈四儿咔吱咔吱地晃着扁担走过，我们就停下来，冲着走远的陈四儿喊：
光棍没出息，
喊着要婆姨，
晚上抱冬瓜，
眼泪和（huo）鼻涕。
陈四儿听多了以后，就不再恼。也不放下担子，喊：“谁编的今晚我找你妈去。”于是就有人大声骂他，陈四儿也不回。已经走远了，有人突然捂住了鼻子，叫一声，啊呀，好臭。我们就大笑起来。
陈四儿就在我们那条街上，离得也不远，就隔着一堵墙。姑父同情他，有时回来碰到了，就叫他到家里喝酒。他始终不来，说自己晦气，人不待见。如果谁家有了红白事，他也是随了份子，不去喝酒。我们那里的乡俗，不管人多大了，只要还没有成家，就不算成人，也就不需要顶家事。自然，也就不需要随份子钱。可陈四儿说，我这随了份子，就觉得自己有一个家了。这么说，到让人不好意思拒绝了。时间一长，大家好像忘了他还是一个人。在夜晚听到笛子声响起的时候，姑父就会说：“四儿可怜！”
那会儿村里还没有电视，晚上人们娱乐的方式，就是围坐在四合院里，妇女们搓麻绳纳鞋底，男人们抽烟喝茶，讲故事侃大山。有时五叔会要二佬拿出他的二胡来，吼上两嗓子。他最喜欢唱黑脸，黑脸中最喜欢包文正。总是嘴里打着过门：“切得嘞个切切，咣。”先来一个亮相，用手挽一下下巴事实上不存在的胡子，就唱起来：
包文正打坐在开封府……
我们就鼓掌叫好，他就更兴奋地唱下去。二佬那杆吱吱呀呀的二胡就响起来。
但每次隔壁的笛子响起来时，五叔就不唱了，冲二佬来一句，你拉的是二胡？锯木头呢吧，不唱了。说完气哼哼地坐在板凳上喝茶。五叔在西山里挖煤，是工人。在村里，工人的地位明显比其他人要高。我们院子里，只有五叔和姑父是工人，二佬不免牢骚几句，五叔就骂。于是二佬也就不再争辩，收了二胡回屋睡觉。
我那时的印象里，笛子就是一个神奇的物件儿。很好奇什么样的物件儿可以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五叔见多识广，我就问他，他往往没好气，说：笛子就是竹子，就一根竹子！
尽管我不怕五叔，但我就不再问。
有一次，我和林生偷偷跑进陈四儿家里，就想看看笛子长什么样儿。林生在院子里望风，我趴在门边看里边有没有人，还没有看清，后脖子就被人抓住了，接着就听到陈四儿问，偷偷摸摸的，想干什么？
我想狡辩，林生早什么都说了。气得我狠劲儿踩他的脚。陈四儿笑了，半拉半拎地把我们带进了屋子，从炕上拿出来笛子。
呵，笛子！
我摸着它滑溜溜的表皮，举着它冲门口亮光处，看它是不是通的，又用小指戳那一排黑洞洞的小眼儿。
陈四儿就笑起来，拿过来横在嘴边，开始吹。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吹得是《苏武牧羊》。当时就只觉得笛子太神奇了，吹笛子的人太了不起了。还没有听完，就吵着要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