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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贸易打造的世界》
在东南亚大部分港口，贸易商按民族出身编入不同商会，每个商会有个会长，会长负有排难解纷、维持秩序之责。因此，假如古吉拉特贸易商和荷兰贸易商起争执，各自商会的会长会先碰头解决纷争。这对贸易商有其不利之处，因为他们往往失去为自己发言的机会，可能落得牺牲自己利益以成全商会更大利益的下场，或者沦为会长满足政治野心的牺牲品。但若不如此，改上国王的法庭打官司，伤害可能大得多。
这一蓬勃发展的贸易也促成东南亚地区许多人改信伊斯兰，因而采用新法典时往往以《古兰经》为本。这一做法或许令华商，特别是欧洲贸易商不悦，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此一来，纷争的解决有了更好的一套办法。
但到 18 世纪时，走在进步之路的司法突然调头，严刑拷打再度愈来愈普见于许多城市，愈来愈常听到人抱怨法纪荡然和种族间暴力相向。何以致之？
贸易模式依旧是这一改变的中心因素。 17 世纪中叶，中国、欧洲都出现经济大萧条，对东南亚产品的需求暴跌，关税收入骤减，许多王国变得愈来愈乡村化，愈来愈不能包容异族和异族文化。
欧洲贸易公司为了尽可能压低行政管理成本，往往试图根据“当地习俗”来统治，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最易施行的法律。
他们之所以能打入一个又一个王国的政治圈，靠的是他们能提供另一种服务的本事，而这种服务，在今日，通常只由本国人担任，那就是替国家收税。
从 1500 年起，几乎每个印度洋沿岸的国家，都将至少某些税的收集权拍卖出去；东南亚地区的收税权拍卖，华人企业家拿下许多，波斯人只拿到一些，但在其他地区，收税权拍卖大部分由波斯人拿下。
外籍的税款包收员，在南亚的商业、政治领域扮演了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没有哪个统治者想过甩开他们自己来。因而， 175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时，未试图设立新君，反倒迫使现任统治者指派该公司（具法人资格的新式贸易商），出任税款包收总监这个古老而崇高的职务。
大贸易商抱持超越民族、国界的开放心胸，融入当地的贵族生活，这样的时代已近尾声；西方贸易商或殖民官员住在山丘上的独栋房子里，生活习俗一如在母国，竭尽所能不沾染当地习俗，犹如做分类账时收入、开销绝不相混，这样的时代则正要展开。
英国人希望只带走现款，但印度没那么多货币可满足他们需求，于是转而锁定其他易于流通的出口商品：鸦片、靛蓝染料、棉，以及（稍晚的）茶叶。但这些出口品的供给量，往往更取决于能否找到用以将它们运回国贩售的运输工具，而非需求上的变化（大体上取决于其他地方的采收量），因而全受制于周期性的经济荣枯。
贸易商看待这类地方时，主要思考在一个航行季节里从该地可航行多远，而非该地可生产什么商品。于是，亚洲海岸沿线，出现一连串贸易发达而充斥外地客的港市，但这些城市往往和紧邻的内陆地区没什么往来
随着跨大西洋航运成本降低，殖民者能往更内陆推进（因此承受较高的当地运货成本），而仍能以富竞争力的价格将烟草、稻米等商品运回欧洲。欧洲人要到能够从更内陆成功输出货物，才开始往较内陆地区定居，对他们和他们的奴隶而言都是如此
停留上货的时间必须要短，上货时得采用一打开就将货物（例如谷物）一股脑倒进车厢的起卸机，而非一袋袋搬进车厢。但使用起卸机意味着不再把张姓农民和李姓农民的小麦分开摆放，从而对现代世界经济里的大宗商品带来深远影响
载运愈多货，代表更大利润，而非市场饱和。随着时间、距离的阻隔消失，买家、卖家之间的中间人往往遭打入冷宫。制造商和金融资本家的地位往往变得凌驾于贸易商之上；试图消弭文化距离的广告商（文化距离的消除比地理距离的消除更慢），也变得较重要。全球超级市场于 19 世纪开始成形。
科技能使人的迁移、货物的运送更为容易，但人如何看待自己、彼此、货物，完全由人自己决定。
这个将使世界经济翻天覆地的人，动机只是为了取得黄金以资助收复耶路撒冷的行动。哥伦布不小心撞进现代世界，而当他发现那世界时，其实，他并不认得那世界。有时聪明还真不如交好运。
就北京来说，稻米是借由世上最广阔的运河网往北输送，其中包括长两千多公里的工程奇迹大运河，大运河取水自中国几条大河，将北京与这些大河连成一气。大运河从 7 世纪起一段段开凿， 1420 年全线完成； 18 世纪时，它一年所输送的稻米至少喂养了一百万人。此外，清朝政府督建一全国性的备荒赈灾体系，这体系由国营、民营义仓共同构成，丰年时义仓贮存谷物，荒年时以低于市价卖出存粮。
班贾拉人的运货成本低，因为在半干旱的平原上有许多未开垦、未筑围篱圈住的茅草地，牲畜可沿路就地觅食。在欧洲，驾驭联畜货车的人通常得花钱买草料喂拉车的牲畜，但班贾拉人的牲群沿路觅食，不花他们一毛钱。这使班贾拉的牲口队移动缓慢，在来到此地的欧洲人眼中，更显怪异，但这套方法管用。如果那些欧洲人原是来自巴黎或马德里城外的铁匠，或许会看出这种运货方式的殊胜之处。
事后看来，缩短滞港时间似乎再简单不过，只要与当地代理商签订合同，由代理商事先买好你所要的作物，存放于仓库，待欧洲来的船一抵达，立刻就可上船。但在当时，这是相当创新的办法，因为当时的贸易商不习惯于提供这类安排所往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信用，或不习惯于把批购何种货物这么重大的权限授予他人。
1800 年前涌进美洲的人潮并不突出，至少在人数上是如此。 1500—1800 年间，约有一百万至两百万人来到美洲，相对的，有八百多万非洲人通过奴隶买卖被送到美洲（欧洲裔占北美洲人口的绝大多数，源自非常高的生育率，也就是美国著名政治家和科学家富兰克林所说的“美国乘法表”——American multiplication table ，而悲惨处境和找不到婚配对象使非洲裔人口下降）。
欧洲农民和工匠在这方面“赶上”华人移民，要到 19 世纪其中许多人因动乱而无以维生，他们才拥有同样的迁徙自由，开始大规模迁移寻找新天地。今人就根据后来这样的移民规模，回头替殖民美洲的头三百年史套上不符当时实情的移民传说。
莱佛士利用苏丹去世后两兄弟争夺继承权的混乱局势，在 1819 年 1 月 29 日来到日后建立新加坡的所在，将流亡在外、未能继承王位的哥哥偷偷带回新加坡，承认他为合法苏丹，说服他（和他家族里实际掌权的一位叔伯），以每年八千银币的价钱将新加坡租给英国人，并派遣一支象征性的英军武力，吓阻荷兰人对这新殖民地有所不利。这整个过程花了一星期。
莱佛士的做法不同于此。在新加坡，没有什么地方豪强可供磋商，即使有，他大概也没兴趣。他深信自己和欧洲人最有见识，因此建立了几乎所有实权都由殖民地总督一把抓的政府体制，毋需向谁征询意见。另一方面，新加坡是货物集散中心，没有自行生产许多产品，因此没必要采取爪哇、印度两地都普遍采取的那种强制性劳力管制措施。事后看来，这套自由市场法则和不民主的政府，倒是他所留下的持久不坠的遗产。
开放绝非有益无害。上海互不隶属的各国政府，大抵靠违法活动来维持，无意打击不法。 1920 年代，上海的吃角子老虎机数目居世界之冠，妓女占人口的比例大概举世最高，毒品买卖非常发达；罪恶是这城市获取基本岁收的主要凭借，贫富差距悬殊到至少有家饭店聘了仆人负责熨平房客的早报。
为保住最珍贵的外岛苏门答腊，荷兰人于 1873 年发动亚齐战争。这场长达三十年的惨烈战争，扩大了荷兰殖民地范围，确立了日后印尼独立时将有的版图。在这片疆域内出现一种新的企业，那企业有别于先前殖民体制，而更类似于现代的农业综合经营。
拥有种植园的欧洲人则位居这移民社会的最顶层。爪哇当地欧洲人所原用心扶植的土邦主和村长，这时被打入冷宫，其角色由较“现代”的行政人员（工头、收债人、法官、警察、私人警卫）所取代。
华人上有地位更高的欧洲人鄙视，下有地位较低的马来人敌视（华人掌控了放贷、税款包收、毒品买卖，自然引来马来人敌视），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创立了东印度群岛最早一批“民族主义”组织，但他们心系的国家是中国。早期活动包括为祖国的政治运动（包括 1911 年推翻清朝的革命）募款，要求殖民当局给予华人等同“欧洲人”的地位，一如殖民当局所给予日本人的地位。
认为伊斯兰与现代扞格不入的错误印象，源自伊斯兰与各地习俗的混杂；为还原伊斯兰本来精神，使伊斯兰能续存于这竞争世界，就必须肃清掺杂进来的各地习俗。
1910 年已拥有世上第四大铁路网（铁轨总长占亚洲八成五）的印度，竟未能迅速跻身现代社会，且铁路本身的获利也不高，就令欧洲人大惑不解
伦敦金融资本家和其他英国商号因此大蒙其利，因为几乎所有铁轨、车头、车厢、专门技术的工人，乃至许多煤块，都由后者提供。这导致殖民当局兴建更多营利前景不佳的铁路线，以及一些华而不实的营建工程，因为银行家和锅炉制造业者都可以从募集稳赚不赔的资金中获利。（另一个结果是印度的铁路建设未像其他地方那样促进本地炼钢、工程乃至煤矿开采的发展，也未能培养出一群技术熟练而能将所知转移给其他产业的人员。）
这些咖啡豆由债务缠身的印第安人亲手采摘，由他们背出墨西哥丛林，最后由蒸汽、煤所驱动的汽轮、火车，由电力驱动的输送带，由汽油驱动的卡车，完成其运输旅程。它们不只从一个大陆移到另一个大陆，由一个国家移到另一个国家，还从一个历史时代移到另一个时代。纽约的工厂、码头和恰帕斯的丛林差异何其大，但通过世界贸易，两者紧密连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