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一个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项目培训班上认识邱华绒吾老师的。典型的藏族汉子，中等个，牧民特有的肤色配上藏民特有的卷发，一张嘴就是一个腼腆的笑容，他说自己的汉话肯定没有藏语说的流利，说完又是一个腼腆的笑容。

PPT上出现了一位着藏袍的长发男子，意气风华地站在草原上。邱华老师说，那是十六岁的他，上小学四年级，从那时起就爱上了学习，知识让他走出了草原。然而当知道自己的家乡被发现了有艾滋病感染患者，他还是震惊了。当地的藏民对艾滋病一无所知，更别谈什么预防和治疗措施。他的亲戚中有人因为艾滋病而去世，他妻子的亲戚中也有人成为新的艾滋患者，而这一切还像条复制链，悄悄地蛰伏在草原上，以看不见的姿态肆意地增长着……“我能了解这种疾病，但我如果不去宣传，不去教他们怎样预防，怎样正确的对待艾滋病，我会觉得我是一个罪人。”说完这话的时候邱华老师的表情异常严肃，整个会场安静地几乎没了呼吸声。

2006年，原本学英语和藏语专业的邱华老师开始从事卫生工作。因为语言的优势，他把自己对艾滋病的宣传工作放在马背上，放在草原上，放在牧民的帐篷里，甚至是在有活佛的寺庙里。一个人的力量似乎太小，但就像是一滴水珠去触碰另一滴水珠，源源不断的就像是草原上的溪流，只要有藏民居住的地方，都是邱华老师想去宣教的地方。刚开始的艰辛是无法描述的，人们对于疾病的无知，有的漠然，有的妖魔化，甚至对政府的一些行为进行恐怖化地谣言散布……再艰辛也需要坚持去做。防艾滋病宣教中心就这样自主成立了，是个纯粹的公益组织，到目前有近400名志愿者，这个数字也许还会增长，其中90%为藏族。有了这个宣教中心，邱华老师更为忙碌了，时常半夜也会有咨询电话，“打电话咨询的人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邱华老师分享了一个他的经历:

“那应该是个初冬的深夜，电话铃刺耳地响起，电话那端像是个微醉的男人。“喂，老师，你说说我的生命还有多长？”电话里莫名的发问还是让人有些气恼，因为有时会遇上一些无所事事的刁难者。“对不起，生命不是一件物品可以拿尺子来测量，也不可能拿秤来称其重量。”我耐着性子回答他。电话里是一阵沉默，我也准备挂电话了。

“别，别，老师，你们不是可以查那个CD4什么值吗？”电话里的语气变得有点哀求起来。我的心咯噔一下：HIV感染者？“不好意思，刚才我的语气不好，你能具体说下你的情况吗？”我是真心为刚才自己的语气道歉，黑夜里的他该是有多么无助，又是经历了一番怎样挣扎才鼓起勇气打这电话的。

他是名藏族汉子，因为有过一些经历，现在的他觉得自己经常乏力，发热，有时又头痛，全身酸痛，甚至还有些皮疹出现。他在诊所里就诊，诊所的医生告诉他可能患上了艾滋病。他在恐惧中一知半解地查阅了很多资料，然后坚定不移地深信自己是位艾滋病患者。每天的日子都像是在与死神打交道，他恐惧、负疚，更不原向亲友们透露。日子变得特别漫长又短促，他开始思索着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吃药死吧，若被埋在地里可能污染土地，污染庄稼，跳河死吧，会害了鱼儿和河流，在草原上自杀呢，会害了来啄食的鸟儿……好像没有哪一种死亡会让自己死的干脆和痛快又不危害自然里的其它生物。焦虑和恐惧一天天地侵蚀着他，偶尔知道了这么个宣教中心，鼓了很大的勇气打电话就想知道自己的CD4细胞值是多少，他通过自己的查阅知道CD4细胞值可以估算自己还会活多久。

我和他在电话里订了个日期，告诉他我会带他去做相关的检查，他满是感激。那一天，我们俩都忐忑不安，他的不安和紧张全写在脸上，我的不安是怕他做出过激的行为。检测中心是在23楼，我们先是要进行HIV确认检测。我担心在那么高的楼层上，万一真是阳性，他会怎么做，心理真能承受吗，会伤人吗？包括我还有检测医生。电梯在一层层地上行，他的额头布满密汗，我的手心也纂得全是汗。出了电梯我问他如果是阳性怎么办，他叹了口气又摇头很是茫然，我只能鼓励他积极面对，积极生活，积极利他，这是我们鼓劲艾滋感染患者的三个积极。那万一不是阳性呢？他停下来惊讶地望着我说：不可能，肯定是阳性。那语气简直让人不容置疑。检测室里面面对着医生的抽血检查，他的双腿不自主地乱抖着，我一手去按住他抖动的双腿，一手去轻抚他的后背，并不停地对他说着没事，没事。他别过头来对我说谢谢，并露出了笑脸，那时我觉得我们彼此就是朋友而非刚见面的陌生人。

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阴性，阴性。当我一遍遍地告诉他是阴性时，他猛地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像是压抑了许久的山洪爆发，我也跟着他一起哭了出来，为他，也为这份宣教工作。他使劲地用拳头敲打我的双肩和后背，他敲得越重我越高兴。两个大男人就这样在23楼的过道里搂在一起哭得一塌糊涂。电梯是不能坐了，我们鼻涕眼泪地挂在脸上却笑容无比，从23楼到1楼，我们就彼此搂着肩又说又笑又哭地走了下来。也如你们猜想的一样，后来他成了一名志愿者。”

分享完这段经历后，邱华老师仍用手在比划着自己的脸，仿佛眼泪鼻涕都还在那里挂着，我的眼泪也开始涌出来。HIV离我们并不远，PPT上的照片有的是乱倾倒的医疗垃圾，小孩可以随意拾捡到废弃的注射使用过的医用针具而自行玩耍，甚至还有用后随意丢弃的避孕套也成为小孩的玩具；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天葬师，分解死尸时，血液四溅；在市场云游的牙医，其诊疗工具和消毒设备的简陋简直就是自欺欺人。而在藏区还存在着五种高危的“背包人群”，指的是背包上山的性工作者，背包上山的性病医生，背包上山的牙科医生，背包上山的穷游游客，背包上山的面相“大师”。每到挖虫草季节也是这五种人群上山的时节，因为这时藏民刚好能挖虫草赚钱，而这些都是HIV高危感染的路径。这时候也是邱华老师和他的志愿者最忙碌也最不愿意看到这些高危行为的季节。

艾滋病是个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那我们每个人又能做点什么呢？PPT上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一个着藏袍的5、6岁小男孩在向藏民们发放艾滋病宣传资料，非常可爱。“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在我的带领下也是一名志愿者，我们经常带着孩子四处宣教。”邱华老师的脸上又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我现在以我自己的行为给我的孩子做榜样，让他明白什么是公益，那在未来他就可能是我的榜样。”说完这话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就是藏区红丝带，邱华绒吾，在藏语里是指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关注了邱华老师的藏区防艾小组公众号，朋友说没法听懂，全是藏文，删除了吧。我笑：万一哪天刚好有个藏民需要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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