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的恩科会试出了最终结果,第五次进京应试的张謇在殿试时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的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还特意向天子介绍:“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
翁同龢为何如此高看张謇?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翁同龢是常熟人,而张謇虽然出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但祖籍是常熟,两人是老乡;其二张謇虽然久试不中,但他在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期间,撰写的《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早就受到潘祖荫、翁同龢等“清流”南派的赏识,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也对他青睐有加,早就为朝廷大佬瞩目。
按理来说,状元张謇此后肯定仕途顺畅,但实际上他是以近代实业家的身份最为知名,因为张謇不仅有政治家的审时度势,还非常善于经营,他虽然师事翁同龢,是“翁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但他跟张之洞的联系也很紧密,而张之洞和翁同龢的政见并不相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张謇在晚清政坛无所作为,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教授干春松的著作《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中,对张謇在改革方面的主张,做了专章介绍。
张謇中状元的同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主战,李鸿章主和,张謇追随翁同龢发出主战声音,甚至单独上书参劾李鸿章。不过,由于张謇的父亲张彭年在当年10月过世,他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第二年年初,以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来防御日军,但因清军战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半途而废;张之洞又奏派张謇在南通兴办纱厂,张謇由此切入实业领域。
同年夏,张謇替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提出“必须进行制度性的变革”,其中,“广开学堂”“速讲商务”和“讲求工政”这几部分,与张謇后半生的事业息息相关。在“广开学堂”中,张謇指出朝廷不仅要派人留学相关的技能,而且要注意把学成归国的人员安排在适合的岗位上,不然就会造成人才的浪费;“速讲商务”中,张謇就“中国上下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素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的现状,提出要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并建立进出口的渠道,还要在各省设立商务局,“令就各项商务悉举董事,随时会议,专取便商利民之举,酌其轻重,而官为疏通之”,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讲求工政”中,张謇提到了他对国外的观察:“查西洋入中国之货,皆由机器捷速,工作轻巧,较原来物料本质,价贵至三四倍、十余倍不等。……即如日本,尤重工政。该国于通商都会编设劝工场,聚民间所出器用百货,第其最精,此亦仿西洋之例。国家予牌以赏,俾使专其利。是以百工竞劝,制造日精,销流日广”,因此他主张朝廷要认识到工业发展和制造业的重要性。
10月,张謇列名上海强学会,这是康有为组织的变法政治团体,虽然两人之前曾有过交集,康有为还给当时落第的张謇赠过诗(康有为《送张季直下第还山》:天时日榛塞,无事恋微波。浮海材应取,藏山事孰多?收身合屠钓,回首怅山河。与尔将偕隐,烟波行醉歌。),但张謇此举主要是跟随张之洞,因为在上海强学会成立之初,张之洞曾支持过。
12月,张之洞聘请张謇执掌江宁文正书院。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又应兼安徽巡抚沈秉成的聘请,担任安庆经古书院院长。
除了管理书院,张謇在该年至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办大生纱厂,为此他曾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多次商议。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张謇回到北京销假,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成为光绪帝最为信赖的改革先锋,张謇与康有为再次联络,但观感不佳:“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变法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康本科进士也,先是未举,以监生至京,必遍谒当道,见辄久谈,或频诣见,余尝规讽之,不听。此次通籍,寓上斜街,名所居为万木草堂。往唔,见其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且宾客杂遝,心讶其不必然,又微讽之,不能必其听也。”张謇不仅对康有为的改革措施进行过规劝,还不满康有为的排场做派,这里有翁同龢的影响。
早在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康有为参加顺天府乡试时,就想请翁同龢代递奏折给光绪帝,但没能如愿;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康有为参加会试,再次投书翁同龢,但翁同龢对他评价不高:“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之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而且:“答康长素,未见”,翁同龢不仅不接受康有为对古籍的观点,而且也拒绝接见他;后来,康有为获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的推荐,得到光绪帝的赏识,翁同龢对此知情,但与康有为仍然是公事公办,并不接受康有为过于激进的改革方案(戊戌四月初七,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分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张謇自然也不会跟康有为发生多少纠葛。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张謇请假回了南方,一个月后出任江苏商务局总理,避开了之后的风暴。
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海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杀,以被开缺回籍的翁同龢受到牵连,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编管。张謇也急着撇清关系:“得彦升、眉孙讯,闻政府罗织党人,甘陵之祸将及,属远避。余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内省不疚,何忧何惧,谢之”,这说明张謇也有改革的想法,但跟康有为等人不同。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因慈禧太后擅开战端,八国联军侵华,一年后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清廷不得不重开“新政”,张之洞成为关键人物。
张謇支持张之洞的主张,并在二月写作《变法平议》,以现有六部为基础展开,“吏部”强调“设置议院”,但特别强调“不必专事督促,复蹈操切之辙”,建议“督抚掌外交、海军、陆军,纠察所属;布政司专掌赋税;按察司专掌刑法;巡道改为警察道,专掌警察;粮道改为农商道,专掌农商”;“户部”提出要“征地丁图籍”“立银行用钞币”“改盐法”等非常具体的措施;“礼部”主要是变科举、兴学校;“兵部”则有建立警察部队、训练新式军队等;“刑部”就“法之不备,而欲以司寇所据绳各国之人,不可得也。事连彼族,而欲使我国之人讼伸其理,亦不可得也,非必彼很傲而恃强,狡黠而善辨。民之嗜好、饮食、体质、教育、职业、知识、风俗,无一而同”的现状,提出增加新的内容来应对新局面;“工部”建议“各府县特设农商官,则其事是其专责,可各因地制宜,劝工兴事”,发展工商业。
《变法平议》虽然没有被清廷采纳,但主要内容已被张之洞等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吸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
《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专著,除了张謇,还分析了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杨度等人的思想及作为,清晰地展现出作为概念的“国家”的发展与内涵,勾勒出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理想的国度”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