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中国人，很难接受和悦纳“直率地唱歌”这样的生活方式，含蓄、内敛的中国人与冒险、直率的英国人，代表着从两种文明类型出发的民族性和表达方式的明显差异。
回望历史上“伟大时代”的眼神，往往都是惊鸿一瞥，浓缩成一句追问：有没有“大师”？
正在阅读的这个时代——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是一个产生大师的“伟大时代”：托马斯·莫尔、威廉·莎士比亚、约翰·弥尔顿、弗兰西斯·培根和艾撒克·牛顿等。
思索历史中“伟大篇章”的脑海，往往是放之于历史的纵深处，加以比较：有没有“划时代”？
这是历史的“划时代”，开创了一种宪政体制：君主立宪制，孕育了一种经济体制：自由市场经济，承续了一种传统：自由和宽容。
观察历史中“伟大民族”的视角，往往是放眼到时段历史的开阔处，仔细寻找：有没有诗的吟诵和歌的欢唱？有没有理性的思想诞生和表达？
《失乐园》至少被西方世界评价为三大史诗之一，仅次于《荷马史诗》和《神曲》。英格兰民族习惯于直率地歌唱，然后才是合唱和器乐的加入。这个诗意的民族的歌唱的民族，至今影响着世界文学和艺术的进程。不亚于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关于宗教、信仰、政治和自由，英国同样诞生了如弥尔顿、霍布斯、洛克这样的伟大思想家。
大师、名著、艺术、制度文明，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也可能必须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标配。
铸造国家——16—17世纪英国
[第六篇 思想和文化]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
16—17世纪的英国文学，即英国现代早期文学或文艺复兴文学，分三个时代，一是莫尔——怀亚特时代，二是伊丽莎白时代，三是弥尔顿——多恩时代。这是宇宙的发现（科学革命）和人的发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时代。
知识与思想的迅速传播得益于印刷术的引进和发展。1660年代，英格兰销售40万册书籍。随即，知识产权的概念诞生。17世纪以前，版权属于出版者，而不是作者，未经作者许可印书的情况较为普遍。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出台《垄断法规》等一系列法律，授予作者和出版商作品专有复制权，旨在鼓励创作，出版商必须依法向作者支付版税。
这一时期，有一个庇护制度值得关注。作品在刊登保护人的名字才能够出版，还要有献词表达谢意。例如，1620年，当培根把《新工具》再次献给国王时，他又把詹姆士一世称颂为当代的所罗门，期望他推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研究。
现代英语的形成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与拉丁文同时成为写作语言；二是英语成为主要语言的时期。如莫尔的《乌托邦》用拉丁文写作，而《理查三世本纪》用英文写作。弥尔顿的重要诗篇是拉丁文的，但他大量的政论作品与历史作品是英语的。
16世纪以前，拉丁文是有教养的标志。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人们对教会逐渐加深恐惧和反感。培根说，真理与语言无关，史与实验与观察有关，他反对任何权威，不管是希腊语权威，还是拉丁语权威。17世纪的内战时期，在清教徒的眼中，拉丁语甚至被认为是“兽的语言”。
莎士比亚（1564—1616）的历史剧体现着16世纪后期英国文学对英国民族性的认识，因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表达。他的时代，戏剧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其次才是一种艺术形式。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商人，他本人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大懂得拉丁文，更不懂得希腊文，但他的确是一个天才，从一个特殊的渠道运用了文艺复兴的成果。
由此，似乎我们也明白了在西方著作中惯用的致谢和名人作序的传统和渊源，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对大人物的尊重，其本质是在寻找一种庇护和信誉。
莎士比亚的经历，与许多文学大师的身世一样，证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大师不是培育出来的，而是自有秉赋，经历坎坷，社会浸润，时势造就。
[第二章 文学与戏剧]
在散文与政论文方面，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6—1536）与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最知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出生鹿特丹，作为北欧文艺复兴的代表，数次来往于欧洲大陆和英格兰之间，在剑桥大学教授希腊文，与莫尔探讨古典著作与圣经翻译。莫尔于1516年在比利时出版拉丁文版《乌托邦》，英文版本则到1551年才在英国出版。
[第三章 艺术与科学]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文主义日益传播，音乐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取悦神明转身娱乐世人；世俗化倾向造成了国王或贵族小教堂唱诗班的音乐繁盛。无名的吟游诗人也加入其中，而所有的这些都推动了乐器的改革，打破了宗教音乐中不使用器乐的局面。
“英国人习惯于直率地歌唱”，声乐是英格兰民族乐派的基调。当时西方音乐的中心在意大利，但欧洲各地在受其影响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16世纪，英格兰自然质朴的合唱音乐与大陆的器乐音乐结合起来，推动了基督教圣歌的发展。都铎时期音乐在英国十分盛行，宫廷和贵族都对音乐有浓厚的需求，人文主义者开始创作大量乐曲。
亨利八世本人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既作曲，又演奏，还能歌唱，他创作的曲子，流传下来的有30首。16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牧歌，此种音乐形式衰落于内战时期，被英国歌曲所取代。
16世纪的雕塑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装饰与中世纪肖像的混合物，艺术家也是石匠，作品主要是墓志，而材料多用彩绘石膏。
这一时期的英国绘画，是外国艺术家进入英国，从事艺术活动，引领绘画实践的结果。
现代科学起步，1543年发表的哥白尼和维萨留斯的著作是标志。16世纪技术，特别是航海技术的进展，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罗盘、磁力现象、光学镜片、印刷术等方面的发现和发展，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提供了帮助，也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吉尔伯特的《磁学》，哈维的血液循环规律，培根作为科学革命的理论奠基者，与霍布斯共同的经验论的代表性成就，波义耳的定律，胡克的显微镜，都是这一时期英国科学革命的重要成就。
牛顿是科学革命的第六位英国人，也是最重要的英国人。1661年，牛顿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1667年当选该学院研究员，1669年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1701年聘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点，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第四章 学问与思想]
16—17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很深，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教廷与英国的关系，教皇与王权的关系成为思想家思考的一个方向，这就是当代学者所说的共和主义思想的黄金时代。
革命内战时期，思想界关于公民美德、公共利益和社会和谐的共和思想话语与积极反抗的思想合流，发展成废除君主制的政治主张，奠定了现代共和思想的基础。学以致用，关照现实，试图施展自身抱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文主义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于教育。
宗教改革使最顽固的天主教徒也必须承认，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教会是精神领域的最终权威，国王是世俗领域的最终权威。耶稣确实让彼得掌管教会，但彼得不是上帝，他只是上帝的仆人。教皇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只是彼得的继承人，充其量也只能当一个上帝的好仆人。马丁·路德让人明白，信仰只是个人的体验，教会只是衣裳，国王任命大臣，发布命令，实行封赏，因此从法理和事实的角度看，国王事实上实施统治。如果援引古代的经验，说国王和其他官吏一样，只是一个职位，是官职，应该报告人民的意志，甚至由人民选举产生，那只是受错误意志或错误愿望的左右而错误解释历史的结果，却无法从法律与历史角度进行认真检视。宗教改革既确认了国王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是最高的主教，那么“君权神授”就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君权神授论证教权高于王权，现在则论证王权的至高无上，作为最高的统治权力，王权是所有世俗权力的源泉议会也由国王设立。国王既是上帝的代表，那么他就只对上帝负责，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但不可置疑，而且对他的具体政策也不可以评断。
争论到这一步，问题就没有答案了，历史只是处于争论状态而已。但从世俗的角度进行观察，争论又发生了：国王进行治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历史却显示另一事实，即国王仍然需要通过议会，按照契约进行统治，从而就开创了一系列对国王、对臣民都有约束力的“惯例”。如果说国王可以依据历史事实证明自己的权力无上，那么，议会也可以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国王的统治需要经过同意。因此，这不是一个谁最高，谁最后的问题，而一个“平衡”问题。但是，“平衡”的观点就是削弱王权。
议会主权论者认为，如果自由是国王的恩赐，那么自由就是存在了，因为这意味着自由依赖国王的意志，而依赖就是奴隶状态。
王权论者主张，只要国王从公共利益出发，为了公共利益，他就有权征税，或监禁和处死臣民。反对者说，这仍是一种支配关系，自由依旧不存在，因此仍然是奴隶状态，奴隶就指望着主人发善心，主动为自己考虑问题。仁慈专制或家长制统治可能也有合理性，但不能掩盖在这种制度下臣民不自由、不自主、不自治，因此处于依赖地位。
弥尔顿（1608—1674）论证古典自由的观念，说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的自然状态，政府的重要目的是保证自由这种天赋权利。在他看来，公共奴役有两种，一种是被征服，另一种是国王或任何一种权力高于议会立法权。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1642年查理一世抓捕五位议员，弥尔顿说那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因为国王带着士兵闯入下院，等于是阻止“整个民族的身体去行使其处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职责”；“如果我们的最高机构和法律意志受到国王的意志限制的话，那么将是一个人的意志成为我们的法律，议会就不能进行丝毫的辩论，整个民族将成为奴隶。”他还说，把军权交给国王，无异于把全部法律和自由都交给他，“如果不能强有力地抵抗一个拥有武装的暴君，那么我们就要绝对地受奴役。”
这一时期的英国政治思想，折射着英国的现状，也预示着英国的未来，未来的英国将在这个基础上呈现出新的特色。当英国经历了都铎的熔炼、斯图亚特内战和革命的考验，已经完成了民族国家的铸造任务后，新的历史将在下一个世纪开始，把英国推进新的历史时代。
从苏格拉底的辩论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出发，基于逻辑、政治、伦理、实验、观察和推理，加之千年神学研究，这个时代的英国政治理论，注重因果，讲究从自然到人的关系。伴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研究和言论也不再有绝对的禁区。从某些方面来说，中世纪的教会也为欧洲近代的科学艺术客观准备了许多的基础，如典籍的传世、基础研究的人才、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和文化教育的传播与传承等等。
相比较，中国的16—17世纪，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虽然终究没有转型。这是中国从万历到乾隆年间的时代，也是从张居正“一条鞭法”到“和珅跌倒”的时代，让我们简要罗列和对比一下，在中国，在这个时段的一些大事件：
政治上，中国的专制走向登峰造极。一元化的体制到了乾隆朝，成了末路狂花，既刹不住车，也找不到改造的路径。
外交上，中国受到来自海洋威胁的现象已经一再露出端倪。延续几千年的塞防手册或宝典，即将束之高阁，长城终成一道观赏的风景线而失去防守型军事价值。
经济上，商品经济和小农经济共同发展，一个走向无序的境界，一个走向改造自然的极致。人地冲突不断挑战国家内部安全的底线。
思想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万马齐喑的深渊，再没有自由的学者，也不见浪漫的文人。寄情山水，附庸风雅，进入纸堆，专营于自己或家族的小圈子，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
文化上，倒是进入一个最高峰，出现了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如《红楼梦》。只可叹，这一切的成就，只完成了揭露的使命，并没有破坏的意识和建设的美妙梦想。
总之，当“光荣革命”在大陆的另一端的岛屿之上划时代的时期，中国已是只见落日余晖的“夕阳红”了。
[说明]《英国史》系列读书笔记内容，粗体字部分，多属摘抄或改编于《英国史》（钱乘旦主编），非加粗文字为本人即兴所写，图片多来自于网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