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非首发，首发于《莽原》杂志2022.4，ID：寻虎，文责自负。

葡萄牙病人

序

费尔南多·佩索阿档案馆里有一本很小的便签薄，字体很小，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且刻意被弄得很零散，据说是佩索阿写给女友奥菲利亚的书信（实际上佩索阿中途改变了文体）。有的研究者认为奥菲利亚确有其人，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奥菲利亚只是佩索阿想象出来的人物，目的是创作他的第七十三个异名，即便签薄末尾被涂掉的“葡萄牙病人”。还有研究者认为这个便签薄是伪造的，因为按照佩索阿的习惯，他创造的每一个分身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总是会事先在别的作品中铺垫几下，而这个作品却是独立完成且完整的一部传统小说。众所周知，佩索阿极少写小说，如此篇幅的小说不符合佩索阿的艺术追求。笔迹专家认为这本小书是用当时一种专门的会计专用笔写成的，且完成的时间在三天之内，如此说来，这部小说应该放在索阿雷斯名下，毕竟索阿雷斯是个会计，可是照很久以来研究者们一致的看法，索阿雷斯是不写小说的，更不会写万字以上的小说。真伪难辩，直到1966年，有位名叫密伦娜的女士提供了一份证据，这个谜团才被解开。

密伦娜拿出了她奶奶奥菲利亚的三封信，不仅证明佩索阿的确是便签薄的撰写者，而且这部像小说的小说并不是小说，而是“意象作品”。从小书的内容看，奥菲利亚和佩索阿只是萍水相逢，一生只见过一次面。不知何故，两人相约给对方写一部作品，对作品没有加任何限定，全凭双方神秘的直觉。就这样，档案馆决定重新整理这部名为《葡萄牙病人》的“意象作品”，并附上奥菲利亚的三封书信，打算出版。就在一切就绪之时，负责誊抄便签薄的文员报告了一个发现：在第三页的边页上有个带书名号臆造的单词，而奥菲利亚的第一封信里也提到这个单词，只是没有加书名号，在第二封信中奥菲利亚再次提到这个单词，并明确说““语法病”像一个魔咒悬在我的心头，我已经病了，病入膏肓”。这也解释了奥菲利亚最初计划写十封信，为何写到第三封便告终止。书名似乎应为《语法病》，或者说完整的作品应叫《语法病》。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一判断，引发了编排这部小书的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这部混乱的作品该如何编排才是恰当的？奥菲利亚的信是否应作为作品的一部分呢？

这部手稿中的谜题还有很多，其出版遥遥无期，在此只能稍作整理，初步展现手稿的轮廓，以飨翘首期盼的读者们。

                        1

亲爱的奥菲利亚：

自短暂会面，你我约定了写作计划之后，在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上，我很快就后悔了。

我突然发现自己从没写过信，真正的信。商业信函我当然是常写的，但那不是书信。在我们交谈中，我强烈渴望写信，相比较交谈，写信是更亲密的交谈。在某些原始部落，野蛮人会在大树上写信，写给自己的守护神，他们相信这比祷告更有效。不久他们就能收到守护神的回信，在梦里他们可获得清晰的指示，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些指示带来的恩惠皆会成真。

想必你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一封信的开头是最难的，因为写信人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他既不能提出过分的要求，又不能什么要求都不提。如此，写信好像是在做默祷，能看见的文字都是在兜圈子，而心里要说的却必须缄口不言。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在电车上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我想跳下车告知你，我不想写了。诚然这很不礼貌，但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你呢？我在记忆里找不到你居住在何处的线索。现在我更明确地认为，你不住在葡萄牙，而是中国，准确说是澳门，我甚至看见你所在的那条街，那条街的商铺，还有在深邃的晴空下闪耀光芒的教堂尖顶。你只是路过葡萄牙，或许是为了旅行，你的皮包里有一张船票，启程日就在今天。

软弱向我袭来，电车转弯令我眩晕，我几乎要瘫倒在车厢的地板上。

门房德罗巴和我打招呼，我没有反应。他接过我手中的大箱子，晒干的制服散发出徒然草的微香，我才缓慢苏醒，将一小包中国茉莉花茶送给他当做礼物。他在我身后带上了门。

我好像不是从里斯本归来，而是正准备去一个未知的国度递交国书，我忐忑不安。我走到窗前，拉上了窗帘，在我这趟旅行前，我已经在不安之中，忘了拉上窗帘，也忘了带上我的日记本。

明早我要向主管复命，可是我能说什么？说我去里斯本见了一位女士，约好各自写一部作品？

或许我并没有启程，我只是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睡着了，臆想了一段旅程罢了。卖水果的小贩含糊的叫卖声传来，他在唱“非常甜，非常甜”。

德罗巴送给我一包明矾作为回礼，最近饮用水非常浑浊，他建议我一定要用明矾沉淀一小时再用。

                            2

这种打击是内在的，就像一个热带雨林的老巫师对我下了一个不可解除的降头。午饭我在火车站附近的咖啡馆吃了一份简餐，面包沾了一层煤灰，咖啡又冷又硬。我想晚饭要吃好一点，先来一杯甜酒，再来一份熏鱼，还想来一盘辣味的德国香肠。大航海餐厅二楼有一张专属于我的餐桌，在那里可以看见我的公寓。

……没有下雨，两位修女各自拿着一把伞，边走边小声说话，在她们前方，古堡歌舞厅的弹簧门吱呀作响，一位壮实的先生刚刚进去，歌舞厅里没有点灯。

调味品店的胖老板叉着腰望天，他是反对下雨的。他有一个娇俏的女儿，时常会用香料逗一条牧羊犬，牧羊犬对这种进口香料又怕又爱。我的思绪混乱又矛盾。

当时我坐在里斯本第五大道的一幢楼下，楼上是铁路零配件公司，我要找的经理还没回来，我在楼下露天咖啡馆等他。就在这时，那位女士，奥菲利亚，坐在和我相邻的一张桌子边，而我在看报纸，已经看了两段广告，准备找伺者再要一张《环球玻璃报》。我注意到她身后是一盆大丽花，手中捏着一幅太阳镜，颇有兴致地打量广场上的一群游客。

城市上空漂浮着几缕彩虹的残迹，经过几番犹豫，挂在商务涂料公司大楼青色的阴影边。

这是工作日，不是礼拜天，每幢楼里都有一批忙忙碌碌的职员，送信的小伙子从一间办公室走到另一间办公室。温吞的咖啡象征生活的无滋无味，我无处可去。

侍者递给我一张报纸，我接在手中，但没有看。我的思绪飘荡在寂静晌午多余的空间里。路灯下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穿风衣的老头，他只坐了一小会儿便向一家花店走去。天色转暗，仿佛一只秃鹰飞临我的上空，我记起旁边那位女士，向她望去。她正看着我这个方向的某处，或许只是茫然地看着，并没有真的看什么，如同我盯着报纸却一个字都没看见。

她注意到了我，对我微微一笑，我呆板的脸上一定也露出了微笑，为了掩饰，我将报纸折叠起来，放在桌上，用咖啡勺缓缓搅动我那杯意大利风味的咖啡。

她用略显生硬的葡萄牙语问我，可不可以坐到我这张桌子边。我说无所谓。同时，我意识到那个中午乃至上午，甚至动身前，我的心情就是忧郁的，我得了一种病，比肺病更糟糕的呼吸性疾病。

她来到我的桌子边，身材娇小，年龄无法判断，东方人无疑。她还带了一条胆小的狗，毛是黑色的，尾巴上有一块白斑，两耳支棱着，小眼睛深陷在黑色的毛发里窥视着周围的一切。

我搜索着与人交往的常用套话，但没有一个合适。她说，好像要下雨。是的，但愿。

无法达成愉快的谈话，甚至顺畅的聊天也很困难。后来她提议用英语交谈，可是并没有什么用。

                              3

我们谈了什么？

铁路零配件公司。

或许还有文学。

她的葡萄语不够好吗？不，除了少数发音问题，她的葡萄牙语超过我的老板和主管，假如我的主管能用她的和善态度与我说话，我断不至于弄错了账目，不会有这次行程。如此说来，或许是一件幸事。

我们谈了马拉美和兰波，她谨慎地说佩索阿要好一些。我说了什么？我说，假如佩索阿能谈几次恋爱会更好些。即使这样，佩索阿……

我心不在焉，而后，那个穿风衣的老人从花店出来，捧着一束郁金香走向街角的那家珠宝店。今天是五月节。

最后，我承认我渴望交谈，但是我找不到语法。她点点头笑着说：这是流行病。

曾经我认为自己缺少幽默感，与人交谈慌张又笨拙，为此我专门练习了修辞术。我的谈吐得到了改善，不过，在一次酒会上，我发现问题并不出在幽默感。我坐在靠近阳台的门边，全神贯注地倾听夜晚街道传来的各种声响，眼前热闹的场面只是让我愉快的背景。我心情不错，但不想和任何人交谈。我插科打诨的时候，清醒地知道，自己只是在敷衍。我完全放松，分裂成两个人，我的心灵之眼看到的是相隔一条街的公寓，四楼的窗户紧闭着，路灯映照在窗玻璃似点点星光，有着无言的美。

有一回，在意象的一角，我看见两个光点。那是我的照片，瘦小惊恐的是我，健康阳光的男孩是我的哥哥。我不愿意承认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我一点也记不得这件事。我的哥哥战死在南部前线。在酒会的后半程，我想象自己和哥哥互换了位置，于是我趴在战壕边，看着哥哥坐在煤气灯下啜着一杯气泡酒，他穿着军装，眼神空洞。

我们是同一类人，不如写出来给我看。

好的。我该走了。

还会见面的，对吗？

奥菲利亚牵着那条小黑狗向商业区走去，我上楼走进铁路零配件公司。

然后，我上了电车，下了电车，门房德罗巴用白手套向我打招呼。我插在大衣口袋里的右手摸到一枚徽章，银白色的。

德罗巴是个乐呵呵的老头，打扮得比我体面。他以前是个职业赌徒，这是他告诉我的。他向我展示过牌技，我相信他说的故事。

                          4

我在九尺房间转圈，身心疲惫。书在书架上，老弱病残，很久没有动了。

    柏拉图说，善在尊崇和能力上高于存在。他说的善是什么，光又是什么？

若明若暗明灭不定的光，照在每个人身上的光都不一样。那个证券经纪人昨天还精神抖擞，今天被解雇了，成为小酒馆里五尺三寸的邋遢家伙，浑身长满了透明的水泡。离开了雄伟的交易大厅，巨大的霓虹灯招牌，很多人会陡然变了颜色，仿佛刚从臭水沟里爬出来的模样。万事万物都是完善的，怎么存在都是完善的。

我的老婶母在乡下一间木房子里整夜玩单人纸牌，那是命运给她安排的玩具，她想过还有别的游戏吗，譬如中国麻将？这又有什么区别。

门房德罗巴建议我多出去走一走，他怕我憋出病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希望有人关心，也不知是否应该关心别人，并由此获得一种自我关心。

奥菲利亚牵着小黑狗走了，我们相约写信，或者写点别的什么，我恐怕不能守约，一时冲动的契约并不需要遵守。

晚餐的铃响了，我来到二楼餐厅，整个胃都是麻木的。我扫视了一下餐台，看见黑咖啡，我想灌个饱，让胡思乱想都沉入黑色的深潭，然后睡一觉，什么书也不看。

                                5

门房特罗巴给我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都多。他年轻时是著名的赌徒，因为总是赢钱，他成了梵蒂冈赌场“不受欢迎的人”。作为补偿，赌场给他提供了一项终生享有的权益：每年一次不超过十日的梵蒂冈旅行，吃住行全免费。他曾经赢得累计八千二百万英镑的财富，一幢十五世纪的庄园和一家私人动物园，而后他的霉运到了，在东欧的一家赌场，他输得一文不剩。幸亏他曾经救助过的一位寡妇帮了他，那个寡妇的儿子是苏格兰著名的民法律师，律师给了他一笔固定的年金，并让他在一家小型赌场看门，特罗巴老头才得以从桥洞下脱身。而今特罗巴老头年岁已大，不能胜任赌场看门人的工作，便来到他的故乡里斯本，在我栖身的这幢公寓楼做起了门房。

我在公司聚会上的保留节目就是他传授给我的，虽然我没有按照他要求的强度来练习，但取乐大众已是足够。牌戏虽然无聊，但改善了我落落寡欢的形象，算是一桩好事，不过也带来了烦恼，总有那么几个人缠着我要学这项手艺。

暖和了几天，冷空气又来了。那个彩票推销员得手了，我买了一张彩票，告诉他以后不要再缠着我。上楼后，我将彩票轻轻放在公司门口的垃圾箱上。

送信的小伙子从我身边走过，抓着一叠商务信函，我的老板正盯着我，或是在看我身后的那张风景画。我打开抽屉，取出墨水瓶放在桌子右上角，等着弗兰德大妈给我沏茶。一阵幻想的冷风吹过，我想起这趟行程中最重要的事还没有向主管汇报，于是向他的办公桌看去，他正弓着腰，用宽大的背部俯向桌面，在用力吞食一盘通心粉。我的主管老了，秋天退休，他挨着的那扇窗可以看到小公园以及旁边的公共厕所，和我透过窗户看到的完全不同。假如届时我看到那扇窗户外的景象，会不会忘了眼前高高低低屋脊带给我的感受？

我知道有的人一生都不曾对风景感兴趣，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正眼瞧一下玻璃上的眩光，而我和他们相反。我从未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总结，也没有对未来做过认真的展望。主管退休后我必定继任，年薪会增加二十磅，即便如此，我也没有规划过这笔钱的用途。我不缺乏野心，但缺乏改变生活的野心。

                                  6

在我看来东方人更知道理性的局限性，采取非原则的处理事务的方式。大概，或许，这些词不对应任何事物，但对应事物的形式。许许多的事物是“大概的”——大概吃饱了，大概心情不错。事物不接纳刚性的规约，总是处于动荡之中，最起码是轻微颤动的。书架上的书尽管没人读，但大概，或许仍在一种缓慢的被读之中，就像人们发言之前总是会先吸一口气，而说话的时候总是会憋着气。大概，或许，是更加刚性的约束力。

写信是更亲密的交谈。我摊开信纸，舞台的幅员再我面前展开，它一半在雾气中，一半呈现变换不定的熹微。小货轮在河畔拉响汽笛，渡轮将早起的人们缓缓送往对岸。每当我的思绪飘到我出生的村庄，父亲的面孔总是显露在他的书桌边，他说：孩子你要记住，美好的东西在童年末期就会失去，我要你记住这间房子，至少记住几个细节……

母亲去世后他心情郁结，换了几份工作，最后在翻译局的资料室倒下了，当时我刚上文科中学。我的老婶母养活了我，但没有指导我如何生活。我依靠远足学习认识这个世界，天鹅山谷一次次抚慰我年轻的心。

那时，我时常在晚上凝望市政厅的一扇窗户，它在晚上一直亮着，睡意来临我带着灯光的幻影上床。可是到了白天，我分不清那亮灯的窗户是哪一扇。为此我特地跑到市政厅广场观察了几次。白天，那些窗户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倦怠气质，和广场的梧桐树同样落寞，阴天或者雨天，景物更是凄凉。我想象父亲就在那扇窗子后面，在台灯下工作，喝咖啡，和女助手开几句玩笑，这些想象让我忘记自己的不幸，忘掉老婶母的木房子里沉积的病菌和霉味。

                              7

在下雨，什么也不想做。我找到昨天收到的信，施塔维奇邀我去他的新家做客，他搬到了东区，那一带有一座很大的木材市场。

我还没吃早饭，于是下楼，潮湿的风将雨水吹到廊柱上，潦草的诗句洒满街道。一辆轻便马车停在售货亭旁边，马车夫双手抓着缰绳，身子躲在车棚里。一匹枣红马，一匹杂色的灰马，都在低头沉思，雨水在麻石铺砌的路上溅起青烟，预示着这场雨要下很久。

我顺着着花台斜插到对面的面包店，女店主四十来岁，长着一只阔大的鼻子，正往盘子里堆放香气浓郁的夹心面包。一种生活还在继续的恬淡感冲走了我恹恹的心境。电车还没有来，但一定会来。大步跑向烟草店的青年今天一定能得偿所愿。我要了一份奶酪，一杯马黛茶，一块新鲜的夹心面包，像捧着爱情信物那样走到临窗的小桌边，桌子中央上摆着一只淡蓝色的小花瓶，瓶中并没有花，但我很满意。

在我走出公寓时，德罗巴告诉我，对面那幢浅灰色公寓楼有个女人抱着孩子跳楼了，在我熟睡的深夜时分。我没有继续听下去，但这个消息腐蚀了我，就像被弹簧门击中了鼻子，我艰难地走向纺织品公司，由于没留神台阶差点儿崴了脚。雨是在这时开始下的。我看见牧师穿着长袍坐在马车里，车轮发出的沙沙声碾过我的后脑勺。

紫色的花瓣漂在薄薄的积水上，再过一会儿，它们便可以在微风的吹动下流向暗沟，自此消失在世间，进入下一个轮回。施塔维奇邀我去他家讨论他的新诗，距上次谈天至少有半年了吧。那次他说他灵感爆发，准备写一首关于大航海时代的长诗。

我为什么会遇见奥菲利亚？她给我带了何种讯息？雨水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曲折的斜线，像某种软体动物在掘进。盲目地遇见，盲目的允诺。或许是幻景？我在面包房，此刻的我处于某个中间状态，既不是现在的我，也不是那天下午的我，我是平静水面突然出现的漩涡。

有的人对一些事能做到转身就忘，另一些人通过喝醉来遗忘，还有人借助拖延来磨损烦心事，可我一招都不会。我总是做白日梦，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并不在意，我只是做梦，一阵微风就能让我入梦——做梦的时候，我是多么像我的老婶母啊——沉醉在一张张散发变幻不定声响的纸牌中间，到处都是啾啾喈喈的低语。

我走出面包房，走进雨里，空濛的城市上空敞开了一座藏青色的岛屿。我看见奥菲利亚坐在花园里，白色的裙子镶着深蓝色的花边，在写一封长长的信。在她身后出现了一道连绵的山脊，山体则被烟云遮蔽。

          8

我坐上电车，沿途的行道树熠熠生辉。像春风吹过蛰伏一冬的巢穴，我在睡意朦胧中爬过洞口的挡石，向明亮的湿润云团醉酒一般栽倒过去。

电报公司就要到了，拐个弯就能看见特茹河。5月20日达·伽马终于到达离印度城镇科泽科德不远的海滩。终点站是里斯本大学。前排的夫妇下了车，司机回头看了一下，没有看见我。

透过茂密的棕榈林带，我看见特茹河白色的身躯在淡蓝色的天空下忽隐忽现，游人中有人举着遮阳伞……落叶被几张灰布长裙掀动。一个壮实的男人靠着电线杆看报纸，嘴里衔着一块蛋挞。五月节的篝火在闪耀。

车停在一间古董店门口，戴制服帽的司机探出头，他的胡子没有刮干净。他问：“您要去哪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说：“终点站是里斯本大学，你是去那里吗？”我点点头，说是的。他走了过来，递给我一张票据，微笑着说：“恭喜您中了有轨电车公司成立三十周年大奖，这是您的奖品。”

我接过票据，上面说“持此票可去东方旅游公司兑换一张全程免费的亚洲十日游合约”。

我在终点站下了车。气温升高了，我的脖子后面渗出汗。我掏出怀表，九点十一分。学生们在上课，有两个大学生接班向大门走去，另有一个矮个子青年跑了过去，挥舞着一张报纸。走在前面的大学生转过身，三人围成一个小圈研究起来。

不会是关于我中奖的新闻吧，不会的，我刚中奖。去印度吗？加尔各答，新加坡，吉隆坡……我从上衣里口袋摸出那张中奖票据看了看，重新塞回去。我哪里都不想去，我宁可在办公桌旁边飘到第八大洲上空游荡一圈。

电车叮叮响着，戴着它的红帽子返程，很快就会到达红瓦屋顶的股票交易所站。

德罗巴在打瞌睡，手套搁在大腿上。我悄悄将中奖票据塞进他的手套里，顺着昏暗的楼梯上楼。三楼有个小姑娘在哭，她的妈妈在哄她：“哦，宝贝，宝贝……”

院子里的橄榄树开出一簇簇小白花，白色的床单在晾衣绳上跳舞，阳光在围墙、栅栏间爬来爬去，像个精力旺盛的大孩子。万物都在跳舞，它们跳舞的时候从不会想着灯光熄灭之后的事。树瘤在肿胀，蜘蛛在网间行走。

9

桃花纷纷，水纹细碎，栗色小狗的耳朵像水兵的飘带在飞扬，这些偶然的情景和奥菲利亚一样神秘，不接受任何解释。生活就是投身其中，没有别样的生活，假如不给意会以地盘，那么活着比做梦还要虚幻还要无意义。

这个约定本没有确定的含义，究其根本，在那偶然相遇的瞬间，我和她说了貌似相同的话而已。她留给我七芒星，或许是祝福，可我会怎么理解？友谊的见证还是东方的一种古老巫术用品？

我的主管，宽厚地接过我未完成的任务，他乐于解决这个难题，他要退休了。我目送他走出办公室，穿着肥大条纹裤的双腿向台阶一步步迈去，发出的每一声闷响都在告别。他走到大厅，脚步声听不见了。后来，又有几个杂乱的声音传进我的耳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跨出大门，撞到了门口卖水果的小贩，那些排列整齐的木格子总是巴望着有人将它们打翻在地。

我倚在办公桌边，凝望着墙上的风景画，我认不出它了。我仿佛已经退休，站在山丘的阴影里眺望我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籍以养活我的岗位成了一块风干的牛腿，挂在肉食店的门廊下，因干缩露出清晰的纹理，由于整体都处于黯淡之中，它不再立体，而是深深地镶嵌在尺寸过大的画框里。

    我拿起钢笔写字，不如说是在画“字”。我不停地写，写得横七竖八，不让任何人认得清楚。我的父亲告诉我，倾其所有者，得到最多。我在和过去告别，缓缓握住每一只伸来的手，说着珍重，珍重。

如果你爱她，就请把心留下……

快乐的送报小伙子在大厅里一遍一遍唱着。如果我年轻一点，或许唱得比他好……我从没有唱过这种欢快的歌曲，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曾经唱过什么。

那个下午重现眼前：长椅上的老人买花去了，哦，来了个疯老头，围着长椅转圈。我看见了奥菲利亚那东方人的大眼睛，以及难以名状的微笑，她说她是澳门人，的的确确说过。

疯老头还在转圈，嘴中说着虚妄的话，和想象的对手争辩，气愤地打着手势，然后无奈地低下头捶打胸口，被对手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的同事进来了，挪动桌椅，从抽屉里翻出一件样品，在手中拍打，他在考虑如何应对一个难缠的客户，没有看我。街对面一间店铺的铁皮招牌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

                              10

星期天，一整天我都在看施塔维奇的诗集，关于特茹河的几首诗最好，他是个世界公民，而我是个小地方的人。我坐在潮乎乎的沙发里，面对他的特茹河，第一次看清了河中的乱石和枯树，我不知道他说的“河底的精灵”是什么，不过那种躁动不安我是感受到了。

德罗巴和我告别，说上天赠给他一份大礼，他想去印度看一看，如果能遇到苦行僧，或许会永久留下。我的眼中盈满泪水，祝他一路顺风，他像个孩子似的拍打着红脸蛋，一遍一遍地说：“我的罪赎清了，上天没忘记付给我酬劳。”

我吃了一块冷三明治，看完最后几首诗，坐到窗前的椅子上，等待路灯次第开放。有人拉起了小提琴，是一首苏格兰民歌，曲子里没有悲伤。

突然间，我想到很多附着我心灵的东西都走远了。施塔维奇告诉我，邮政大楼顶上以前是有一座大自鸣钟的，后来被拆掉了。每次经过邮政大楼，我都能看见大钟的两根针再缓慢地转动，但我看不到钟的内部结构，那些零件不在了，依靠发条的魂魄驱动着齿轮，也因此阻力消失了，陀螺变得多余，没有报时的义务，大钟只管转动，故而更纯粹更自由。此刻，两根指针仿佛镌刻在天宇中的魔法封印，随着原始的烛龙而旋转。相较一成不变的生活，永恒变动不居。

报纸上说有人在街上被马车撞了，是个澳门女人。我托送邮件的小伙子打听，他说一匹马疯了，撞死了一位老太婆。

我记不起奥菲利亚的面貌，我宁愿相信被撞死的就是她。衣架上挂着她送给我的七芒星，我为它在银器店配了一根链子。在灯火紊乱交织的光影中，道拉多雷斯大街变得极其抽象，阴影里不时传来夜鸟震动胸膜的怪叫。几颗星星在天幕中闪动，上弦月空洞地浅笑着，像婴儿仰卧在梦的旷野。

七芒星排出的阵型比任何魔法封印都要难解，它一旦被驱动便无法在中途修正。向黑暗的森林抛出一根长矛，我们能听到怎样的回音？

我照例飞临梦中的大洋，在群岛中寻找适合我今晚游荡的小岛。就在这时，我看见远处的夜空中升起无数盏天灯。想必特茹河边有一群少年在嬉戏，在跳舞，我似乎听到了吉他的弹奏声。

我关心人类，但我关心的是抽象的人类；我热爱旅行，但我爱的是虚幻的旅行。我擦亮了一大把火柴，比手中握着的要多得多。我爱时间，可是世界已经进入没摆动的时间进程中，就像我手中的怀表。一天夜里，我在椅子里快要睡着了，婶母从柜子里取出一本相册放在烛台边，叫醒我让我看一张照片，她说那是我的母亲。可能她觉得我已经长大了，能够承受悲伤。我看着照片中那张清秀而紧张的脸，对婶母说：“我记得她。”婶母说：“你不可能记得。”我没有反驳。我当然记得，那张脸正对着圣母玛利亚祈祷，我任何时候都能清楚看见。婶母抽出那张照片，我摇了摇头，说：“我不需要。”

亚里士多德说：存在者以多重方式公开出来。奥菲利亚以越来越模糊的形象出现，定格成那天中午的背景。一年又一年，在我单调的生活中，一切都在模糊，被无形的手擦除、涂改、销毁，我和往昔只是通过荡漾而来的钟声维系，而未来正步入盛夏炽热的晴空，每一次凝视都令我眩晕。

    达·伽马又来到了印度，带着整船的宝石和香料，回到了里斯本。

我取下七芒星项链，借着星光反复查看：它或许为了一栋建筑门框上的装饰而设计，而那栋建筑已经倒塌了。我轻轻甩动银链子，七芒星吊坠寒光萧瑟，发出轻微的嗡鸣，越转越快，嗖地飞出窗口，我探身向树木掩映的人行道看去，叮当一声，它掉在窨井盖上，滑入下水道，轰隆的排水声立刻传来，像等待已久的恶龙一般向带着它冲向地底深处。

                              11

达·伽马终于做了印度的王，心满意足地清点他的战利品。几百年后，门房德罗巴去印度寻找他的奥义。我走在去公司的路上，阳光透过棕榈树的缝隙洒在我的肩头，生主没有弃我于不顾，尽管我仍然不知道今天和昨天，明天和今天有什么区别。

从空白的书页一角我窥到一种新的意义已经来临，我就像握着新发行的钞票，心情忐忑……我确定新币和旧币的购买力是等值的。

主管退休了，我接替他的职位，坐在他曾经伏案劳作的椅子上。我看着他看厌了的小公园，想着他当时所想。我仿佛看见他正夹着一大包熟牛肉，走在一条狭窄的坡路上，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正在攻读国际贸易学位，另一个在一家商行学徒。我忘了参加他的送别晚宴。

万物如常，水汽蒸腾，灰云在天边消散。走廊里有个人跌了一跤，一叠文件掉在木地板上，噗哒一声。

我抽出我的钢笔，仿佛大病初愈。我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用新的语法谈论我对进出口贸易的看法，饶有兴趣地圈圈改改。此时，一缕淡金色的阳光在视线边缘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