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题记
父亲过世快二十年了，他没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有一本日记和一些书，我至今珍藏着。日记本有点残破，棕色漆布封面；扉页是老毛慈祥的肖像。日记时断时续，记述了父亲时跨三十余年的生活片段。一页页地翻过父亲的日记，我的眼角时常湿润。
父亲本名“炳周”，早年是旧地方政府会计，偶尔也挂过什么小小的头衔，但父亲全凭会计本领吃饭。父亲为人本分，办事精细，也许在账本的细小格子里爬惯了，写得一手工整的蝇头小字。父亲酷爱他的会计工作，除了做好职业会计，还喜欢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画起账页，分出摘要、来源、什项支出等栏目，把日常收支一一登记，日清月结。父亲当年虽然四处漂泊，好像并不觉得滞重，他在日记的封二上签名“萍舟”。
然而人世沧桑,1949年，旧政府垮台了。
父亲虽然被新政府留用，依然为人本分，办事精细；依然写得一手工整的蝇头小字，但因为打上了旧政府的烙印，在新政府总是不能安生的。1958年，政府 “精简机关”，鼓动职员“下放”到农村工作。父亲很知趣，他在日记上写道：“往农村去是比较长远的，有发展的光明前途，我是迫切要求早日下放”。父亲未必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但从他摘录陶渊明的诗篇看，父亲对采菊东篱是向往的。没想到政府给父亲一点退职金，就让他走人了。那年，父亲51岁。
故土风情·父亲“病舟”的日记
旧政府过来的人，还拿到退职金，父亲还是心怀感激的；何况接下来的生活道路，还由他自己选择。他在日记里又达观地写道，“一切都是外行，该做什么呢？对于农业，我也有勇气”。他卷起铺盖，来到农村。大概那时候像父亲一样退职的人还不少，农具居然也紧缺，“农具都买不到，怎么生产啊？”父亲的日记里，有一句像刚刚上学的穷孩子为着纸笔着急的话。
对这位刚从政府机关下来的“志愿者”，农业社的领导还算知人善任，让他当记工员，兼干农活。父亲那双手，毕竟是一双写蝇头小字的手，换去捏锄头，总感觉过于沉重；再加从来没有做过农活，总有闪失，有一回就把秧苗拔断了。农民兄弟不懂斯文，“臭骂”了我父亲一顿。父亲用“受辱”两个字归结了农业社的工作，开始另做打算。
好在父亲也算半个读书人。他买了几本养兔的书，研读了一番，就动用退职金，做了兔笼，买了兔崽，无师自通地养起兔来。起初兔子养得还不错，卖了兔毛，还生了许多活蹦乱跳的兔崽。父亲很天真，以为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还想让母亲也退职，一起帮他——可是不久就 “兔市松弛，仔兔无人问津”，最后血本无归，母兔也只好宰吃了。父亲还养过蜂，可他不知道，卖蜂的人把蜂巢里的蜜取得一干二净，不给蜂留一点口粮。父亲本还巴望田野上的荞麦花竞相开放，可让蜂尽情地去采蜜，又无奈连日阴雨，父亲只好拿退职金买糖给蜂吃。更可叹的是蜂也不吃这些嗟来之食，渐渐的都远走高飞了。父亲在日记里写道“俗事纷披终日鹿碌，心绪不常，日记久已搁笔了。近日天气阴雨连绵，闷生无聊，把往事回忆胡乱补记以抒郁郁。前年想以养蜂养兔做为终身事业……”
“养蜂养兔都是失败”，父亲这样给自己曾经充满希望的事业做了结语。折腾了两下，退职金已所剩无几，再做投资已经不可能，政府又号召“大办农业”，不由分说，把父亲的原在城镇的户粮关系转到农村。父亲别无选择，再戴上箬笠，披起蓑衣，栉风沐雨在坎坷的田地间。在田野里，壮汉一挑担子就是两百斤；就算是妇女，一百来斤也算轻松；父亲的肩，以前只扛过纸笔。壮汉一天拿十分的工分，妇女也可拿五分的，父亲只能拿两分。也许，在别人看来，这两分都已经是照顾了，父亲总是迂得可爱，他在日记里抱怨：“农业社不量才使用”。
“生活歧路，不知何去何从”。父亲听说江西、福建那边，可以找到工作，想去，又怕路途遥远，不敢去，只好先在附近找些挖石子方一类的临时工做。他又担心这样“在家做临时工，没有保障”，又想去做建筑工、矿工……父亲五十开外的人，还真是什么样的活路，都想去试试啊！最后，父亲还是听信他人，用手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一根钢钎、两个轮子和其他零件，再配上木架，自己搭成一辆双轮车，上路拉货了。
家乡是个山区小县。我想象着父亲单薄的身子，拖动着沉重的货物，在风雨飘摇的斜坡上勉力行进的样子；还有在岭背的大树底下歇息，从板车上掏出包着油布的日记本，用他的蝇头小字，孤独地记叙一天辛酸的情景。他的日记写道：“拉了几个月，因货源紧，运费低、自己劳力差，开支比别人是同样，甚至超过别人，手头很紧，粮食亏空。以前是人欠我，今是我欠人，……急待举办的气筒、雨具和修理工具仍是一些也无”，“为改善生活，更自不量力去拉双轮车，结果是一拉十息，又不能拉重。成本大，收入少，生活的泥泞越陷越深了”。年老拉车本出无奈，谁知道，政府官员说他“体力充沛”，应该让他支援农业第一线去。父亲只得收起车子去务农。
这是父亲第三次参农，虽然分到一点粮食，可把积蓄都用亏空了。干到“农历腊月，实在支持不下”——父亲好像秀才造反——“又重干起拉车的生活，苦干了半个月，才粗粗的安排了春节生活。”过了春节，听说开化县那边拉车生活有出路，就饥不择食，赶到开化。“拉了一个月，既无生意,欲回家，又不甘心，心如捣衣。”又去学砍柴，“手足棘伤，砍柴不到半百斤”，仍想坚持下去，觉得“学好砍柴也是一种吃饭本领”。用那写蝇头小字的手去做这些努力，“生活过得是越来越不象样，别处无路可走，于是拉车回家”。没想到时过境迁，家里拉车的生意，也要经过搬运工会管理。父亲没有领到许可证，车也拉不成了。
好在父亲的心总是活络的，他又做起制售木拖鞋的生意。我记得父亲做木拖鞋的情景，一张大弯弓一样的钢丝锯、一把木刨；再弄一张普通的长凳，四只脚接到半人高，充当工作台，就在这样简陋的作坊里，从早到晚的做着、卖着。那不是商品经济的年代，买木拖鞋的人自然少，再说做木拖鞋有季节性，年关到了父亲又兼做爆米花。记得父亲用独轮车装载着爆米花的工具，一边放钢制的爆米花机，一边放木制风箱和其他工具。放风箱这一侧明显轻一些，父亲把我安置在风箱这一边。就这样，父亲推着独轮车，穿行在隆冬的乡间小路上。走到一个村庄，放下家伙，不必吆喝，村庄里的孩子已经动员他们的父母找出糯米、玉米、木炭之类的材料，让我父亲给他们加工。
父亲先要拿送来加工的粮食放在嘴里咬一下，看看是否干透，以免用上潮湿的粮食加工出次品。然后把粮食放进一个葫芦型的压力釜中，升火加温。当然，父亲很有一套，即使不太干燥的粮食，父亲只要在翻炒加压的中途，故意拧松压力釜的盖子，放出一些湿气，再拧紧继续翻炒加压，也会加工出上好的爆米花。
父亲坐在一张用车轮外胎自制的折叠小凳上，左手转着的压力釜，轱辘吱呀吱呀的唱着；右手拉着的风箱，风门踢蹋踢蹋的叫着。薄暮时分，红彤彤的炭火映亮了旁边老幼们期待眼睛，也映照着父亲镇定自若的面容。父亲看着压力表已经达到预定的压强，大呼一声：“好了，你们躲开！”自己则不慌不忙的摊开一个麻袋，在袋口放一个枕头，然后把压力釜的头从炉台上转移下来，搁在枕上，把麻袋口裹紧，只留出一个扳机。父亲右脚站稳，左脚把裹紧的麻袋口严实踩住；右手把住压力釜尾部的把手，左手持一铁管套往扳机请轻轻一扳。轰的一声巨响，白色气浪穿透麻袋，香味四溢，笼罩了整个场面。
故土风情·父亲“病舟”的日记
不一会，父亲已经提起装满爆米花的麻袋，从气浪里出来，把爆米花交到老乡手中。直流口水的小孩抢着尝鲜，也不忘弄一些和我分享。
那些日子，不但父亲携子养家，还受到乡亲们的欢迎，心情是比较满足的。父亲常借用 “哆咪嗦，啦哆嗦，啦哆啦嗦咪哆唻”的民间小调，填上自编的“爆米花，爆苞谷，一炮放的震天响……”之类的歌词，教我哼唱。
然而，好景不长，“弃农经商”又为政府官员所不许。政府官员把父亲的生产工具收缴了，还办他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完了学习班，父亲第四次回到农田。经过多年的颠簸流离，父亲的蝇头小字也突破了细小格子，写得放纵了一些。
到了父亲暮年，政府给落实政策，不但户粮迁回城镇，还领取一些生活津贴。最后，父亲在独自斟酌的时候中风倒地不治，算是宁做饱鬼，不做饿汉了，终年七十九。清理父亲的遗物，才知道父亲早已自号“病舟”。
我知道，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父亲的这些境遇，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我唠唠叨叨地写下这些文字，寄希望过去的历史不再重演，也为勉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