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出差错过了同门的聚会，没能聆听桑老师的最新教诲，这个遗憾终于得到了弥补。暨大历史系邀请了桑老师做校庆系列庆祝活动的讲座，题目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奸”问题》。原本桑老师希望选一个不太大的教室，可以方便交流，海报仅仅贴出去两天多，就有大量粉丝慕名而来，历史系的讲学厅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希望可以一睹名家大师的风采，历史系系主任刘增合教授开玩笑说，这是历史系十几年来最为爆满的一场讲座了。
正所谓“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今日论战中颇喜用“汉奸”一词互相指骂，但却缺乏对该词的起源与流变做详细梳理的研究。桑老师最近有长文论述这一问题，他指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所谓“汉奸”的称谓应该是出现于晚明，实则与当时满人与明朝之间的政治争斗有关，既有满人蔑称汉人为“奸”，也有满洲问鼎中原后明遗民指责改事新朝者为奸。
在辛亥革命后，似乎较早被定罪为“汉奸”者，是写了《花随人圣庵抚忆》的黄濬，但审判时并没有用“汉奸”罪而是认为其“通敌”。桑老师由此指出，所谓“汉奸”，在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可以从民族认知和权势斗争出发，判定对方是“汉奸”，但在法律层面来说，往往并不能用“汉奸”入罪，而多用“通敌”或“间谍”。而到了抗战时期，“汉奸”才逐渐转化为今天我们熟悉的含义：中国人的身份但投降日本为日本效力。而在此之前，“汉奸”的判定涉及到我们对“汉 族”、“汉”、“华”、“中国”等概念的认识，所以要做符合历史史实的分辨，才能追溯其本源和流变。（以上是我听后的理解，当然要以桑老师的文章才是最准确的）
在讲座一开始桑老师就诙谐地说，学问不是听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会讲课的不一定能把学问做好，大学问家往往是不善于讲课或者讲的学生听不懂，前者如王国维，在课堂上如果没有学生提问，他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完就下课；后者如陈寅恪，被称之为“教授的教授”，哪怕他已经把讲课的难度降到最低，学生依然无法理解。“可爱的学问不可信，可信的学问不可爱”，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桑老师讲解的时间不长，而留了一个小时与同学们互动，实则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是碰撞的思想火花，恐怕比专门的题目更为启发心智。
有同学询问为何历史不能归纳而只能贯通，这个问题桑老师在著作中多有提及和解释，他在讲座中也简明扼要地提到，这个说法来自于傅斯年，而饶宗颐先生也有类似意思的表达，因为历史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可能找到两件完全相同的人或事，而归纳必须有相同的因素才能进行，所以用归纳法做历史，大概容易离历史真相甚远。在具体做的过程中，也许有时候限于条件而不得不用一些集合式的概念，但自己一定要有自觉的意识，要用贯通的眼光把人事讲清楚，自然而然地相关的评价意义都涵盖其中，我们也不需要多费口舌。
有同学提到如何看待历史人物，例如袁世凯、康有为、刘师培等，桑老师笑称这些人都很有意思。例如袁世凯，在南北议和时要左右逢源，既不愿意保大清但又不能明示，又不能和革命党人出让太多的利益，其中的政治手腕，值得今人去细细体味。康有为实则在学问上应该给予重视，今天大家都只是关注戊戌那段的表现，实则康有为是晚清一大学问家，只是因为后人难以辨认哪些话是他随便说的、哪些话是他的真知灼见，才误以为他狂言不羁，虽然他的学生梁启超笔耕不辍，自信“我的文字可以挠中国人的痒处”，可康有为常批评梁启超“不懂”，这点值得留意。而刘师培，去世较早，但其在经学上的造诣，实则超越章太炎，有人认为他的传承主要是家学，但很难有证据直接证明，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和分歧，未必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例如刘师培后来到四川，与廖平交谈甚欢，所以今古文之争，与章太炎和康有为的争论很有关系，大家都可以去做关注和研究。
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颇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不少同学和老师是站着、甚至在门口人挤人肩并肩地听完了整个讲座，讲座结束后大伙蜂拥而上求签名，足见桑老师的学术魅力。月色下，与几位师兄师弟陪着桑老师在暨南园中漫步，感觉又回到了读书时那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人生之幸，其一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