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广东上午10点的阳光热烈如夏。我手托着单反，定定地拍着路旁刚出现的一只猫，鼻头上渗出点点汗水，也顾不得擦。
小路对面，一个农妇站在家门口，冲着我笑，“我家猫很听话哩，不过见着生人就要跑。”我只轻轻点个头，不敢出声。
“妈，这家原先不是没人吗？”回家的时候，我悄声问妈妈。
“是啊，房子最近卖出去了。”
“那现在住的是谁，看着好像有点眼熟…”
“这家人你不认识啦？原来住在三角池塘那边的……”我一脸茫然。“哎呀……她女儿还是你同学呢，就是那个小小年纪就说要做你表哥媳妇的嘛……”
一张黑瘦的脸忽然浮现在脑海里。
那个皮肤黝黑，短发，瘦小，有些“对眼”的女孩，叫阿喜，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同桌。
小学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成绩好的同学，要“帮助”班里成绩差的同学，尤其是班干部。
于是，作为班长的我，跟阿喜成了同桌。
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个子不高，身材臃肿，教数学。做课堂练习的时候，她会从讲台上走下来，巡视一圈。重点关照的，自然是那些表现不好的孩子。
“5乘以8都不会算？！乘法口诀给我背出来！”她一拍桌子，课桌后的男生小心翼翼背起了口诀“一五得五……五八四十……”
“好了好了！这不就是5乘以8了吗！”她的手重重地落在男生头上，“真是个笨蛋！”
男生强忍着眼泪，在作业本上写下答案。
这样的一幕，每天都在201的教室上演，在不同的同学身上，以不同的形式。
而成绩倒数的阿喜，无疑也在“重点关照”之列。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错了五次！你是猪啊！”班主任揪住阿喜的头发，把她的头来回往桌上磕，她胡乱伸出两只手，试图摆脱那只大手，眼里噙着泪，张着嘴，却没出声。
一张卷子改完，阿喜额头红肿，头发已经乱成一窝。
这般频繁上演的场景，在我潜意识里造成了一种“学习不好就是有错，打骂都活该”的认识。
“小南，这道题怎么做？”
“这不是我昨天教过你的么”我不耐烦，“就是这样……人家教你的东西，你能不能好好记住啊！”我一拍她脑袋。
“嗯嗯，我知道……”她捂着头，脸上堆满讨好的笑。
后来，不耐烦的小打小骂渐渐地升级。每一次，看着身旁头发竖起，一边抹泪一边写作业的阿喜，稍稍平静下来的我，又懊悔又生气。“是她自己太笨了，老是惹我生气。”我暗暗对自己说。我和班上很多同学一致认为，阿喜的智力欠缺，“她那双眼睛老是瞪人”，“对，而且她经常没来由地骂人，暗地里还说人家的坏话。“大家对她的态度不言而喻。
然而在我面前，阿喜总是在哭完后迅速恢复平常，又一脸讨好地笑着问我问题，对自己身上的无妄之灾似乎浑然不觉。她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只供她读完了小学。
后来我再没见过她。
“那她女儿现在怎么样啊？”我问妈妈。
“死了。几个月前的事了，听说是自杀……你别问了。”
第二天，我来到三角池塘。原先阿喜家的邻居，正好在池塘边上洗衣服。
“大婶，这里是不是住着个叫阿喜的女孩？”
大婶一脸疑惑地抬头看我。
“噢，我是她的小学同学，好多年没见过她了，最近才知道她住这儿……”
“你说的是以前住我家隔壁的方喜吧。不用找啦，她已经死了，家里人也搬走了，”大婶兀自低下头洗衣服，“说起来也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前年在村上诊所看病，被医生强奸了，人是麻醉了昏迷的，回到家才觉得疼。爹妈闹到医生家里，最后那边赔了两千块，了事。”她拧起衣服，扔进桶里。
看着我愣在原地，她又开了口：“没法子的，本来这年纪该嫁人了，可她脑子不好，神经兮兮的，平时我们都跟她说不上话，加上后来又出了那种事，她要是还活着，爹妈真得愁死。现在死了，倒也落个干净。”
“她怎么死的？”
“喏，就这口塘里，有天半夜跳进去了。后来，早上有人路过，看到她就趴在水上。捞上来人已经肿了。”
眼前的三角池塘平静如常，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漂在上面的模样。那一瞬间，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我，也是杀死阿喜的凶手之一。
小学老师打学生，在我和周围同学眼里，向来是家常便饭的事。直到我上了高中，才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正是新闻里强烈谴责的“暴行”。甚至于我也不愿承认的是，自己也是那场“暴行”的从犯，是一个加害者。
那时候，每当挨打的阿喜抬起头还一脸讨好地笑着，看着我，我就感到更加愤怒，打得更用力。现在想想，年幼的自己嗜好暴力的面孔，该有多狰狞？而阿喜古怪的脾气，其实是不是这场“暴行”的结果，也不得而知。十年来，我偶尔想起那些事，片刻又抛到脑后——我不敢想，也不愿深究，毕竟，那是八岁的自己犯的错。但那天想起她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强烈的念头：我得找到她，跟她说一句“对不起”。
然而，我再没有机会了。
十年过去，同龄的我从初中，一路读上了大学，而阿喜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岁，停在了门前的那口池塘里。
那句她听不到的“对不起”，成了我一生中最严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