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想理光头。”我问母亲。
“你理光头干啥？”
这种问法直抒胸臆，却常常让人不知所措。
“天气太热了，经常洗头把人暮乱的。”
“你理光头多难看呀，像你爸，这个年纪理光头，没啥。你现在，正是讲究形象的年纪。”
“讲究形象”，惊讶母亲竟对一个农村娃有如此期盼。
“你看念碎娃不都是光秃子？”我试图辩解。
“你，现在也不小了，也不是小孩了。你要么叫念人给你剪短感，要么给你修一下。不要理光头。”
母亲对我理个头发如此在意，我忽然明了，许是怕我出家。
记得上一次跟父母聊起打算，提到仿佛受过打击般的字眼——“出家”，着实把二老吓了一跳，两双惊愕的眼神至今回忆犹新，倒让我吃了一惊。
果然如斯，这三千烦恼丝便簇拥在香港快剪的座椅上了。
不到五分钟，死掉的黑色蛋白质便躺花了用于盖身的白单单。小哥的一句默哎，“好了，下一个谁？”，浓厚的陕西话乡音瞬间，拉近了玻璃与这身皮囊之间的距离，粗略的注视了一下，我便感到一种深深的欺骗。这发剪的像是，刚被强奸过一般，狼狈、无语凝噎，一股无处安放的气息氤氲了整块玻白璃。本想讨个说法，但我终是没有，毕竟攥着消费仅仅只有十元的小票，慢慢地不知为何，还带有一丝丝小窃喜地恢复了理智。整座西安城能找到几家10元以下的理发店呢？夫复何求？
奈何五官精致，两天后的我依然自信阳光，走路带风，连发型也在慢慢摸索着最好看的释放姿势。
母亲不知，两年前在国外，我欣然的理了一次光头。如今回国，像是还俗，头发还是得留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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