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最近在纽约,准备花一笔钱买一段经历。
花3500刀/月,住在Central Park 附近的一居,New Yorker们最沾沾自喜的后花园,以及如今大热的旅游胜地。
某日傍晚散步时,她在公园遇见了几位白发老太太,妆容精致,发式一丝不苟,十月的纽约秋天已经满是凉意,每个人都戴着条整洁素雅的丝巾,脚踩高跟鞋,着装优雅,提着Gucci的手提包。
朋友有只同款,在当时,她只庆幸自己没有背出来。
她想起,Hermes在打折,2折。
内心深处强烈的耻辱和羞愧涌上来:我配不起Hermes,配不上Gucci、Prada,我既没有这样的财富,也不具备这样的家世背景,更不具备这样的优雅和精致,我配不上所有的奢侈品。
靠花很多钱,去掩盖没有钱的真相。
这几乎就是现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窘境。
前阵子重读契诃夫,顺道把欧亨利和莫泊桑也读了一遍。
莫泊桑最广为人知是那篇《项链》。故事是这样:
小公务员之妻玛蒂尔德为参加一次贵族晚会,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以炫耀自己的美丽和品位。
不料,项链在回家途中不慎丢失。她只得借钱买新项链还给朋友。
为了偿还债务,她节衣缩食,为别人打短工,整整劳苦了十年。
最后,得知所借项链原是一串假钻石项链。
莫泊桑说了很多东西,其中包含中产困境。
上流佩戴了假项链,别人也不觉得是假,小公务员之妻带上真钻石项链,人们也对真实性持疑。
那是不是,当上流宣扬“贫穷可以造就纯净,食物带来的抚慰可以超越一切爱与和平”时,你就真的去安贫乐道?真的把自己吃成一个看起来就很油腻的凡俗妇女?当然,这确实是上流社会一直希望大家相信的。
我能理解朋友的自问,就如同俄国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问“我配得上我受的苦吗?”
可是,一定,非要你的身份地位配得上奢侈品,才能去享用它们吗?
想起我刚毕业那会儿,可以莽莽撞撞走进淮海路上任意一家奢侈品店。
素颜,球鞋,背个背包,素净到不需要全身打量就能看清财富指数。
我没有觉得特别激动,也并未觉得那是个我不应该抵达的地方,因为某种程度上,那些东西跟我喜欢的陶瓷杯是一样的。
它没有凌驾于我,我也并没有高看它,所有的意义不过都是人为赋予的。
把奢侈品和跟身份地位挂钩,如同把身材的自我管理跟意志力层面的输赢挂钩一样卑鄙。
当然,这是个欲望和资源永不对等的社会。
幼年读过一个故事:一个大官,奖励了一个庶民一只金碗,庶民很高兴,拿回家后,很快觉得自己的筷子配不上金碗,千方百计换了双金筷子,可惜很快,他又觉得房子配不上自己金碗金筷子,again,again,again,后破产而死。
安贫乐道的中国人喜欢讲这样的故事,旨在让人不要有超出自己资源的欲望,然而他们又教育你“人往高处走”。
在这种两面三刀的价值观之下,“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一定会成为人间正道。
这个时候,谁也不要相信。
去问自己的内在,做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现在配不上莫泊桑那条项链,但未来未必不可。
就算我现在配不上那条项链,也不意味着我要放弃当下。
在力所能及之内,享受力所能及的喜悦。
我买不起最新款的Hemers,不代表我没有独特的审美和雅致。
也许是路边小店里,那件全羊绒杂色大披肩,它可以体恤我的忙碌和孤单。
也许是熟悉店铺里,老板一直津津乐道的那件纯羊毛大衣,它可以使我温暖体面。
也许是一件普通卫衣上,袖口那一枚微小精致的刺绣,它可以让我展示活泼和俏皮。
人生不就是,得不得意都要尽欢吗?
生活不就是,投入忘情,旁若无人吗?
忘了在哪本书看到的,钢琴家去为一群智力障碍病人做公益演奏,护士说“可惜了,他们都听不懂,可能不会有太多掌声”。
钢琴家笑言“如果自己的心灵得到抚慰,有没有掌声又有什么关系呢?”
南美人卖糖,五斤起卖,不买连店员也觉得你活得不够Happy,你就一定要买吗?
人生在世,有所选择,才能真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