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最近在纽约，准备花一笔钱买一段经历。
花3500刀/月，住在Central Park 附近的一居，New Yorker们最沾沾自喜的后花园，以及如今大热的旅游胜地。
某日傍晚散步时，她在公园遇见了几位白发老太太，妆容精致，发式一丝不苟，十月的纽约秋天已经满是凉意，每个人都戴着条整洁素雅的丝巾，脚踩高跟鞋，着装优雅，提着Gucci的手提包。
朋友有只同款，在当时，她只庆幸自己没有背出来。
她想起，Hermes在打折，2折。
内心深处强烈的耻辱和羞愧涌上来：我配不起Hermes，配不上Gucci、Prada，我既没有这样的财富，也不具备这样的家世背景，更不具备这样的优雅和精致，我配不上所有的奢侈品。
靠花很多钱，去掩盖没有钱的真相。
这几乎就是现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窘境。
前阵子重读契诃夫，顺道把欧亨利和莫泊桑也读了一遍。
莫泊桑最广为人知是那篇《项链》。故事是这样：
小公务员之妻玛蒂尔德为参加一次贵族晚会，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以炫耀自己的美丽和品位。
不料，项链在回家途中不慎丢失。她只得借钱买新项链还给朋友。
为了偿还债务，她节衣缩食，为别人打短工，整整劳苦了十年。
最后，得知所借项链原是一串假钻石项链。
莫泊桑说了很多东西，其中包含中产困境。
上流佩戴了假项链，别人也不觉得是假，小公务员之妻带上真钻石项链，人们也对真实性持疑。
那是不是，当上流宣扬“贫穷可以造就纯净，食物带来的抚慰可以超越一切爱与和平”时，你就真的去安贫乐道？真的把自己吃成一个看起来就很油腻的凡俗妇女？当然，这确实是上流社会一直希望大家相信的。
我能理解朋友的自问，就如同俄国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问“我配得上我受的苦吗？”
可是，一定，非要你的身份地位配得上奢侈品，才能去享用它们吗？
想起我刚毕业那会儿，可以莽莽撞撞走进淮海路上任意一家奢侈品店。
素颜，球鞋，背个背包，素净到不需要全身打量就能看清财富指数。
我没有觉得特别激动，也并未觉得那是个我不应该抵达的地方，因为某种程度上，那些东西跟我喜欢的陶瓷杯是一样的。
它没有凌驾于我，我也并没有高看它，所有的意义不过都是人为赋予的。
把奢侈品和跟身份地位挂钩，如同把身材的自我管理跟意志力层面的输赢挂钩一样卑鄙。
当然，这是个欲望和资源永不对等的社会。
幼年读过一个故事：一个大官，奖励了一个庶民一只金碗，庶民很高兴，拿回家后，很快觉得自己的筷子配不上金碗，千方百计换了双金筷子，可惜很快，他又觉得房子配不上自己金碗金筷子，again,again,again，后破产而死。
安贫乐道的中国人喜欢讲这样的故事，旨在让人不要有超出自己资源的欲望，然而他们又教育你“人往高处走”。
在这种两面三刀的价值观之下，“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一定会成为人间正道。
这个时候，谁也不要相信。
去问自己的内在，做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现在配不上莫泊桑那条项链，但未来未必不可。
就算我现在配不上那条项链，也不意味着我要放弃当下。
在力所能及之内，享受力所能及的喜悦。
我买不起最新款的Hemers，不代表我没有独特的审美和雅致。
也许是路边小店里，那件全羊绒杂色大披肩，它可以体恤我的忙碌和孤单。
也许是熟悉店铺里，老板一直津津乐道的那件纯羊毛大衣，它可以使我温暖体面。
也许是一件普通卫衣上，袖口那一枚微小精致的刺绣，它可以让我展示活泼和俏皮。
人生不就是，得不得意都要尽欢吗？
生活不就是，投入忘情，旁若无人吗？
忘了在哪本书看到的，钢琴家去为一群智力障碍病人做公益演奏，护士说“可惜了，他们都听不懂，可能不会有太多掌声”。
钢琴家笑言“如果自己的心灵得到抚慰，有没有掌声又有什么关系呢？”
南美人卖糖，五斤起卖，不买连店员也觉得你活得不够Happy，你就一定要买吗？
人生在世，有所选择，才能真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