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翻周作人的《雨天的书》,之前看汪曾祺的《山河故人》、沈从文的《边城》。三个人的文字都冲淡朴实,如拉家常。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文风一脉相承。不过,老师更舍得铺陈,写碧溪岨,写河心街,写端午的龙舟赛、抢鸭子,一层一层地铺,铺得密密匝匝的。好是好,我嫌太好,处处好,好成了一板,反而记不住什么。
汪曾祺的散文几乎不作判断和概括,他就以很客观的笔调写,他写人间温情,笔调倒是冷,不像莫言那样热情。看过汪曾祺一些议论性的东西,那确实不是他的长项,不加判断,正好掩住了他的不足,还落得汪曾祺“冲淡”的公论。
其实那一代许多文人都冲淡,冲淡也是一个久远的传统。我逆反,觉得一个人的文字若篇篇冲淡,便无聊了。什么是冲淡?说白了就是佛系度日,乖乖听话,少惹是非嘛,这就是明哲保身进退自如,过于精明。
人活着,需要一些基本的见解和立场,有心思,有热情,有力量,这样的人很稀缺。鲁迅和王小波是这样的人,我敬重他们。
周作人是大学者,文字含金量高,有嚼头,同一篇文章,不同的时候读,总能嚼出不同的味来。
在《一个乡民的死》和《卖汽水的人》后面,周先生附了一小段话:
这两篇小品是今年秋天在西山时所作,寄给《生长的星之群》,登在一卷九号上,现在又译成中国语,发表一回。虽然是我自己的著作,但是此刻重写,实在只是译的气氛,不是作的气氛。中间隔了一段时光,本人的心情已经前后不同,再也不能唤回那时的情调了。所以,我一句一句地写,只是从别一张纸上誊录过来,并不是从心中沸涌而出,而且选字造句等等翻译上的困难也一样地围困着我。这一层虽然不能当作拙劣的辩解,或者却可以当作它的说明。
翻译自己的作品都存在选词和造句的问题,翻译别人的作品就更难了。
隔了一段时光,心情不一样,情调不一样,感受自然也不一样。我读这两篇小说是没感觉出“隔”的,不过,隔不隔,作者自己才清楚,别人说的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