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文烈
离开石柱县王家乡，已经几十年了。
那些山、那些水，那些人、那些事，经常在心头萦绕。一直想重回故地看看，那是留下我年轻时的足迹的地方。
几年前，我单位里，曾经同为石柱县知青的老杜，去了他下乡的地方。他把拍的照片发给我看。有熟悉的老屋，有笑容可掬的村民，也有龙沙、鱼池等地名。我很感慨，回复时，有这么几句话：
——石柱很近。
从重庆火车北站乘动车，行程不过一两个小时，可谓转瞬之间；
——石柱很远。
老杜再一次去石柱，竟相隔40多年，几乎跨越了大半生的时间.....
今年从广东回来后，我到石柱县的王家乡老生产队，去住了几天。这是多少年的愿望。在石柱的整个行程是：
从重庆火车北站乘动车到县城，然后，先去西沱，再步行越过楠木垭，一路下山到王家乡， 最后由王家乡返回县城。
路线呈一个三角形。
一、西沱
之所以先到西沱，是因为西沱在我的知青生涯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如果有人问我，除了王家，在石柱县再选一个很眷念的地方，我会立刻回答：西沱！
西沱在石宝寨的对岸。是长江边很有特色的小镇。
西沱的特别，就在于那条云梯街。被称为“街”的，实际上是一溜很长、很陡的石板阶梯，从上面的公路口，曲曲折折地一直通往江边，成为了一道标志性的风景。
那个时候，西沱赶场，就在云梯街上。背着背兜来赶场的农民，他们的土产品，以及土烟、草鞋、竹编之类，就摆放在云梯街两旁。
当知青时，好几次到西沱。每次到西沱，都是一个故事。
其中一次，有点“侠义”的味道。
我们王家公社的许陶然、刘志民、范和平、刘桂生、田树云等六七个人，到西沱去，送伍敏贤等人回重庆。把她们送上船后，趁天色还早，我们又赶往附近的王场公社，去一个熟识的知青朋友家投宿，准备次日返回王家。
这家知青友好地接待了我们。闲聊中，得知他们王场公社有个知青，会点拳脚功夫，经常纠集几个人，恃强凌弱，敲诈男知青，欺负女知青。大家惹不起，只好忍气吞声，背地里称他“小霸王”。我们王家的这帮“侠义”之士一听，激起一种要打抱不平、为弱者出头的冲动。
那是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我们也毫无法制观念。大家当即决定，趁王场乡第二天赶场，当众教训一下那个崽儿，煞一煞他的气焰，然后再返回王家。
“凭你我人多势众，在场上脏他的班子（即出丑），还不是易如反掌？” 刘志民摇晃着小脑袋说，“只是，你我几个要齐心！到时候，都莫闪劲哈！”
许陶然站起来，伸伸胳膊说：“ 明天，教训那个崽儿时，看我的板凳拳！”说着，一脚踏下长凳一端，顺势把翘起的长凳抓起来，比划了两下。众人连连称赞，功夫了得！
刘桂生年龄比我们稍大，考虑问题要周到一些。他说：“但是，我们对这里不熟，还是要多留点神。”
第二天，大家早早地到了场上，在那个崽儿往常必去的一家食店里，一边休息，一边等待。
“来了，来了！” 知青朋友悄悄给我们指点后，赶紧躲开了。我们锁定了目标。终于，“小霸王”大摇大摆地走进食店里，而且只身一人。
机不可失！许陶然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咳嗽一声，我们一干人立刻一拥而上。
小霸王猝不及防，不知是哪路神仙降临，还未回过神来，就稀里糊涂吃了顿乱拳，大家收拾得干净利落。只是刘志民一个冲击拳，却打在板壁上，痛得在一旁直甩手。陶然的板凳拳，实际上也无用武之地。短短的两三分钟，小霸王就抱头蜷曲在墙角哀号。
食店门口很快聚集起不少围观的人。小霸王颜面扫尽。
陶然使个眼色，大家明白，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人家的地盘上，若那崽儿的兄弟伙得到消息，赶来相助，局面会无法收拾。该迅速撤离王场，得胜回朝了。
谁料我们刚退出食店门口，对方从地上一跃而起，转身冲进厨房，夺了把明晃晃的菜刀，挥舞着向我们追过来。
侠义之士们大惊失色，各自掉头夺路而逃。刘志民跑得最快，转眼不见踪影。陶然也早把板凳拳抛在脑后，和我们一起四散奔逃。顷刻间，就出了乡场口。只有刘桂生在后面掩护，他捡了块石头，且战且退，背上被刀划了一下。好在伤势轻微，并无大碍。
那个“小霸王”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一人面对数人，却扭转局面，捞回了面子。见我们跑远了，就没再追了。
王家乡的这帮打抱不平的好汉们，惊魂未定地在野外一块包谷地汇合后，匆匆地退回了西沱。
故地重游，现在的西沱已经变了。但当初的食品站、供销社的青砖房还保持着原貌，似乎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
长江在这里已变成库区，水平如镜，映出了两岸倒影，也仿佛映出了悠悠岁月。
按行程计划，我要步行翻过楠木垭，再一路下山到王家乡。这是以前我们走过的路。那时，山里面的人运出桐油，或者运进盐巴，就是靠人背肩抬，通过这条路，到长江边的西沱的。
楠木垭，是一个山口。如果乘船到忠县一带江面上，会看到江南有一条气势雄浑的山脉，那就是方斗山脉。楠木垭就在山上。
但几十年过去了，时过境迁。翻越楠木垭的那条小路在哪里？
我在街上到处打听。西沱人很热心，他们围着我，很诧异：现在有客车了，方便得很！到王家乡为什么不乘客车？现在谁还爬这么大的山？那些小路，怕是早也没有了。
幸运的是，知青朋友任兴，及时地在微信里，给我讲了他几年前，走这条路的情况，以及要经过的小地名。在西沱，也终于遇到一个熟悉这条路的老农，给我详细地指点路线，我感激不尽。
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地方：朱家槽村。到达这里，就可以直接上山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在西沱客运汽车站门口，叫了一辆“摩的”，沿着乡道，直奔朱家槽。
二、交山坡
翻过楠木垭，沿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路下山。
高德地图上标记，我所在的这个大山坡，叫“交山坡”，是原王家公社七大队的地方；而知青同学称作“娇山坡”，也不知道是谁对谁错。
山坡上空气清新，满目郁郁葱葱，自然心旷神怡。山涧溪流，汩汩地在流淌，清澈见底……
多好的地方！可是，当年下乡挿队落户时，对这些青山和流水，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记得有一年“五一节”，微信里有个“五个一”的段子，作为节日祝福语。我也打趣说，自己心中的“五个一”是：
一杯老酒，
一碟小菜，
一条土狗，
一个菜园，
一把口琴。
交山坡这个地方，真是这“五个一”的可选之地。不过，作为城里人，在家庭及社会千丝万缕的掣肘中，真的要实现它，就像出家一样难。
坡上，有零星散布的房屋，时时看到一两个人，在地里干活。大致和我同龄。年轻一点的都外出打工了。
看见我，他们立刻驻着锄头，好奇地问我那儿来的？怎么要爬山，不坐车？
大山坡上人烟稀少，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很引人注目。
我停下来，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一边歇脚，一边和他们聊，说自己是当年的知青，想再回味曾经走过的路。他们显得活跃起来，问，是哪一批知青？我回答后，大家就聊开了，彼此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继续下行，又看到一两个人，又是同样的问话，于是，我又从重新说起……
在同交山坡村民们的交谈中，我收获了一连串知青的名字：易培春、石庆中、吴开基、蒋思通、蒋思谊、柯忠秀……
但奇怪的是，没有谁提到朱国全、韩民新。他们也在交山坡落户，莫非他们住在另一条山道上？
那一年，我们春节前回家，到西沱去乘船，中途就在朱国全他们的屋里住了一夜。
当时，我们回家过年，都是背一背兜糯米，糯米里还埋着几十个鸡蛋，手里拎着一两只鸡。这副行头，是知青过年回家的标配。
在朱国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渔光曲：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渔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夜里，屋里的火塘烧着树疙兜，红红的。我们围坐在火塘边。朱国全在轻轻哼唱着。屋外，料峭的寒风，卷起了松涛。
东方现出微明，
星儿藏入天空……
“这是啥歌？好听呢！”我问。
朱国全拨弄着火塘，说：
“渔光曲。老歌了！”
他起身找出一本旧歌本，然后，在火塘边一句一句教我唱。
当时公社的大喇叭里，都是“指引我们奔向前方”之类的赞颂歌曲。那透着淡淡哀伤的渔光曲，象一阵清风，撫慰着心灵。
往后的日子里，在与其他知青的交往中，又听到了嘎达梅林、牧羊姑娘、草原之夜、花儿与少年、丽达之歌、鸽子、流浪者之歌、山楂树、红莓花儿开……这些私底下传唱的歌曲。
如今，一听到渔光曲，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朱国全，想到交山坡的那个夜晚。
三、王家乡
如果按过去的印象，去寻迹王家乡场，你会很失望。
如今的乡场，除了乡政府、小学校的牌子上，有“王家”字样外，早不是印象中的模样。
记忆中，乡场口那棵高高挺立的枫香树，旁边用两根粗壮的大圆木作主干的、带青瓦顶的廊桥，以及乡场中间那一条石板铺成的道路，早已无影无踪。
乡政府新建的、带绿玻璃墙的大楼，觉得别扭。拥挤而单调的水泥楼房，把乡场的道路衬托得很窄，从街上穿过，感觉既陌生，又沉闷、压抑。
后来路过临溪、峡口、鱼池、悦来……各乡镇都大同小异，几乎一个模样。
王家的乡场变了，也应该有变化。只是，从人文、传承的角度看，我高兴不起来。楼房比以前多了，但从审美的角度看，人文风情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即使我们当初挿队的时候，看到的一些过去的老房子、老桥也颇具风格啊！具有乡村风情的王家乡场，已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
当知青时，乡场是我们的精神寄托。
乡里的赶场天，是大家很兴奋的日子。平时分散在各队的知青们，换上体面一点的衣服，有的还戴顶军帽，去场上和其他知青会面。知青在场上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总是有没完没了的小道消息、无穷无尽的飞短流长；一些男知青，背后偷偷给女的打分；女的则给男的排队……当然，最要紧的事情，还是去邮政代办那里，打听家里的信件，然后，去供销社称盐、打煤油......
刚下乡时，公社组织了两三次知青大会，知青们齐聚乡场。这是知青们最快乐的时候，不出工也有工分。书记在台上讲“美帝”、“苏修”，讲“继续革命”，知青们则在台下开小会，悄悄议论知青谁和谁又怎么了，知青和当地农民又怎么了......有个知青还绘声绘色地讲精彩故事：有个大队会计，和女社员悄悄私下做“好事”，不料被发现了，会计从楼上翻窗跳出，才没有被拿下......
公社组建了宣传队。被抽调到乡场排练的知青中，有一男一女，在小河边的林荫里有亲昵举动。公社知道了，觉得事关“风气”，不能不管；但是，又不愿意太为难知青，就让男知青在宣传队里口头上检讨一下，这事就算过去了。当时在知青中，“耍朋友”是很负面的词。现在看来，有点好笑。记得那个男知青作检讨时，一开头就是 “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其实，自己没把裤带管好，关资产阶级什么事了？
我原来挿队落户的地方，有一条小河。跨过这条小河，就踏上了老生产队的土地。
熟悉的小山梁上，已无多少人家。想看看我当知青时居住过的屋子，但整个院落都不复存在。毕竟几十年了，已被一大片茂密的树林覆盖了。看起来，那里仿佛压根就无人生活过。我曾早出晚归的土屋、泥砌的灶台、小桌上的煤油灯，房门背后的锄头等农具、砍柴刀、簑衣斗笠，以及院内农家嘈杂的推磨声、斩猪草声，还有那条唤一声“白二！”它就立刻飞奔过来，不停地朝你摇尾巴的大白狗……已成为记忆。
当初，我们由城市揷队落户，住在这里，面对的是强烈的反差：
乡里面没有钟表，计时的习惯随之消失，时间变得一片朦胧；
乡里面没有电灯，夜晚陪伴我们的，是煤油灯和满天的星星。
特别是，我们失去了在城市的定量供应来源（粮票、肉票等），在农村，又缺乏当地农民那样的生存能力，生活变得很困窘……
知青生活，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转折。
我们逐渐变得粗俗、粗糙、粗陋。从此以后，理性、优雅、精致、高贵……这些文明社会的正常追求，开始与我们绝缘，并渐行渐远。即使后来生活有了改变，但那种痕迹，还影响至今。
另一方面，生产队的农民，为了安置我们，也付出不少。我们的落户，也使农民原有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局促。而且，农民面对的，都是才十几岁、还并不懂事、与农民对立情绪很重的小青年。当时，是农民忍辱负重，接纳了我们。
本来，这次回老生产队，打算就住宿在附近的一个“农家乐”。但同队的冉元庆、冉隆强等不肯，说，我们这里，住的地方有的是，何必去花那个冤枉钱？
现在，老生产队的人，前些年靠自己在外打工，现在儿女又在外打工，条件好的，已废弃以前的土屋，在公路边建了楼房。
盛情难却。我就在元庆家住下了。
第二天，凡是我能找到的老生产队伙计，都邀到元庆家来吃饭。我花了半天时间，以一大盆白豆蹄花汤为主打，红红绿绿弄了一桌。找到了七八个人，大家说说笑笑，一边吃饭，一边叙旧。
吃，是谈话中一个重要内容。
“那个时候，天天种地种粮，还是没欺(吃)的；现在不种打(了)，天天还有别(白)米饭欺。”他们笑着说。
有人拨通了原生产队马会计的手机，让我通通话。马会计现在随儿子住在县城，他儿子承包着一个停车场。他在电话里说：
“好多年不见了，你转回县城时，一定要来，我们会个面。”接着又说，“一定要来哦，到我家欺个饭！”
入夜，外面下起了大雨。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脑壳里冒出一些句子：
夜宿王家释归心，
雨打窗沿听到明。
檐角滴水叮咚响，
梦中唤作打谷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