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琴的弟弟许军也当了插队知青了。许军插队的公社叫张寿公社。公社有正式工作的工人，也就十几人。他们分布在学校、供销社、粮店、卫生所、种子站和山场的伐木点，是拿公社里的工资的。其他的人，只要年轻力壮，无论男女，都在生产队。其中有一部分是我这样的初中或高中毕业返乡社员。而生产队是我们公社社员，更是我们落户知青和插队知青的娘家。

    许琴她们知青刚到农场的日子，虽然有些艰苦，但情况依然向好。许军、徐梅和李红等六人被分到了张兴所在的生产大队，许军当班长，随生产大队社员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刚开始，这群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对农活一窍不通。“当地人一天可以烧四五筐火灰，我们几个知青一天还烧不到一筐火灰。”徐梅道。知青不会干农活，老社员手把手教他们，一年下来，他们自然也成了做农活的好手。尽管刚开始每天累得闭眼就能睡着，但知青们是配给制，人人平等，民主生活会也开展得很好。

    第一年，知青点的知青们每人每个月可以从公社里得到20公斤口粮，这在当时，也是相当不错了。共伙做饭，也算是苦中有乐。然而到了第二年，情况突变，知青们每月的口粮取消，只能靠自己挣的工分来从生产队里领口粮维持生活。这时，平均的大锅饭马上露出弊端，大家开始责怨对方偷懒、不爱劳动，并各自开起了小灶。

    “在农村，再重的活你都得干。”许军对大家说。在下乡第二年，许军被生产大队调到附近的大队修水库。做的全是挑石头一类的重活，许军有些吃不消。一次，许军在挑石头过程中，从一个高坎上摔了下来，腰部严重受伤，落下后遗症。

    许军后来被生产大队以知青名额超限为由，分配到更为边远的贫穷的一个小队，并一度当选过小队的生产队长。插队知青点的知青生活很苦。自始至终，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饥饿。

    一天，许军到张兴家，面对张兴，这个魁梧大汉，仍然忍不住泪流满面，话语哽咽。“知青点里没有粮食了，就到山里打板栗吃，刚开始两顿还好，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换着法子弄了吃。那么多年，身上从来没有揣过一分钱。要找人借一勺盐，还得走上一两公里路，这还是知青点里来客人了才借。”

    张兴一家听得不胜伤感，张兴的妈妈跑了两家借来一瓢白面，给许军做了一大海碗面条，许军看着馋的流口水的琴雪，拨了一半给琴雪，两个人吃得那个香呀！

    许军对张兴说：“我不喜欢吃合渣、蚕豆、板栗，天天吃，顿顿吃，吃怕了”。张兴一家看着苦涩的日子吹皱的徐军的满脸沧桑，不由得有些沉默…

    房子太小了，深夜了！在家中，许军只得睡在客厅兼厨房的木制沙发上。

    第二天，张兴一家给徐军准备的大半口袋粗粮，许军极力推辞不脱，只得背上，偷偷转身，让这魁梧奇伟的三尺男子汉竟抹泪水……

    张兴后来请人把许军又调回自己村的生产大队。

    　　过了几个月，是张兴的奶奶的八十大寿。天不亮，一个姓高的胖女人就来生产队套驴拉磨，给一队的社员做豆腐了。豆腐出来，太阳也出来了。豆腐无非两种，雪白的切得四四方方的水豆腐，以及像黄手帕一样干爽柔软的干豆腐。做豆腐是大人的事，换豆腐则是孩子的事。早晨起来，往往还没洗脸呢，母亲就递过一个装着黄豆的铝皮盆，打发我换豆腐。吃豆腐的人家多，豆腐做得有限，晚去就没了。

    　　幽默的张兴，会划根火柴冲她比画，说要请奶奶吃寿糕，他奶奶就咧着没牙的嘴笑，瘪着嘴吃得开心，张兴一家人就跪在地上给她老人家贺寿。

    　　这时许军正离开生产队部往外走。他在的是村生产大队第六生产队，离张兴家很近，他家东边是个四亩左右的大池塘，池塘东边过路就是六队的场院。

    所在的六队是最大的生产队，人数多不说，它的场院，比学校的操场都大四五亩。生产队有一溜十几间长的板夹泥土堂屋，社员们叫它“队屋”。队屋的东头是制粉条的加工作坊，中间三间是生产队队部，西头是队里的仓库，还有一溜十几间的土屋西厢房，靠北面三间是放生产工具的，南边七八间是牲口棚，有十头老黄牛四匹马还有三头驴，饲养员老张头是个很和善的老光棍。队屋南面，还有一个六七米宽深的积肥池紧挨着的是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草房前有着有几十亩大生产队的菜园。

生产队，说白了就是农民社员和知青的家。公社有三十多个生产大队，村是一个大队，大队长是张绅，村主任是张宽，会计是张财，张兴的大哥张齐是治保主任。大的生产队拥有三四千多亩地，全村有一千五百多人哩，一个社员大约两亩多地。大队又分成了八个生产队。生产队队下面又分了组。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和记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