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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和中国台湾不具备发展独立利益集团的自由，因为它们曾是日本的殖民地；新加坡在英国的控制下时，游说几乎得不到任何收益；中国香港（在 1997 年前）则是一直沿着 19 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路线发展的殖民地

其国内有数量众多的强大行会，并且幕府将军或大名经常向它们出售垄断权而使其不断增强。多个不同的行会控制着大部分市场，尽管在乡村地区也有相对独立的企业，甚至也有一些运用“独立生产”体系牟利的商人。当然，日本的行会确定价格，限制产量，并且采用与别处卡特尔组织同样的方式控制进入。

大约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民族（ Aryan-speaking people ）对印度文明形成地区的征服，也造成了印度生活的进一步分裂，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却没有类似情况——例如，蒙古人对中国大陆的征服不仅没有强制实行他们的宗教，反而被中国文化彻底同化了。

莫卧儿统治者没有类似于现代政府的官僚体制，甚至也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官僚统治，也没有在乡村层次上建立具体的或统一的政府。

种姓制度除了对效率有很大影响之外，它还是印度不平等的一个根源，包括在机会和结果上。在当今的印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任何人必须记住，在传统的印度种姓制度中，有一部分不仅被限制终生，而且其子孙后代也永远只能从事像清扫厕所或搬运死尸这样的工作。就连他们与社会上其他人的接触，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与他们靠近，都被看作是一种污染，他们在寺庙中出现甚至被看作是对神灵的亵渎。除奴隶制以外，很难想象还有这样一种机会如此不平等的社会，并且其结果也是最不公平的。

稳定社会最终形成的分利集团的稠密网络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是有害的，但不稳定也如此。在这两种社会中并不存在矛盾，就像特殊利益集团造成资源的不当配置，并将注意力从生产转向分利努力一样，不稳定也将本来应该进入生产型长期投资的资源转变成更容易保护的财富形式，或者甚至转化成资本转移到更稳定的环境中。总体而言，稳定的国家比不稳定的国家更加繁荣，这毫不令人吃惊。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快速的增长出现在最近经历了动乱、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稳定的社会中。

文职和军人官员不成比例地分布在首都，它们占据着影响任何政府的地位。大学生，通常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时间安排也比较有弹性，通常对政治非常重要，他们通常也在大城市中。工会、官员和大学生相对于大企业所有者而言通常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向，但它们可能一致地倾向于经济国有化，并且在实践中与独立小集团通常寻求的不受关注的详细政策没有什么冲突。

产生大量贫困和苦难的另一个谜在于：由于基本的经济原因或其他一些制度原因，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当困难，它要求特别的促进、计划和努力。有时候，甚至有这样一种观点，为了做出必要的牺牲来促进经济发展，一位严厉的独裁者或极权主义者的压力是必需的。就像我所观察到的，在这些天来，这种观点导致了大量的愚蠢政策或坏的或不稳定的制度，并阻碍了经济发展。不幸的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政策和制度是常规，而不是例外，而且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中。

在宣称不受卡特尔和政府干预阻碍的国际产品和要素市场会给贫困国家带来势不可挡的快速增长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自由放任会带来完全效率。

宏观经济学存在特别分歧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对当前的应用而言都存在不足：即使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达尔文进化论或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说服力或竞争力，它仍可能受到有些人的反对。但是，就像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一样，它不可能被这个领域的许多领衔科学家抛弃。当缺乏科学一致性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正确的路径还没有被发现。当一位经济学家有更好的根据沿着怪异的思路而不是宏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时候，在经济学史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仅有一种预期假说可以解释，即人们在大萧条期间预期通货膨胀水平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拒绝接受任何水平的工资和价格都是有意义的，除非工资或价格水平远高于现行水平或者远高于出清当前市场的水平。比较委婉一点说，这种观点是令人怀疑的。甚至更令人怀疑的是，大多数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都坚持了错误的预期，在美国的案例中达到 12 年，而在英国的案例中达到 20 年。同样不可置信的是，当失业和福利安排比现在更不普遍的时候，当大多数工人是家庭生活的唯一来源的时候，自然失业率可以让 10% 至 25% 的劳动力处于失业。

游说和卡特尔造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和非市场出清价格越广泛，对相同工人和资本的收益率变化就越大。这些变化的幅度越大，为寻求更高收益支付的成本就越大。然而，这种额外的搜寻不是为收集信息而做出的对社会有效率的支出，它仅仅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才需要的，因此它也造成了非自愿失业。由于非市场出清价格和工资，在工作等待中也要花费时间，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非自愿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