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18 日上午，记者了解到，孩子从公寓 20 层窗户跳下时，在窗户边的墙上写下‘’再见了”三个字。其书包里的一个小本子上，还写着“家不是依靠，而是用假笑应对的场合，国际公寓 20 楼，我知道我只会逃避，谢谢你们，路脏了，抱歉。”
记者也查看了监控，一段监控显示，孩子进入老师办公室随后出来，走廊上，其右手的确从兜里掏出来物品，但不确定是钱。
女孩母亲孙女士质疑说，即使孩子手里拿的是钱，也不能确定是偷的，家里做生意，经济条件还可以，平时给娃的零花钱也比较充裕，根本不相信孩子会偷钱，“即使偷了，学校三人叫她去办公室，不知道究竟是怎么询问的？孩子曾表示，别给家长说这事，但班主任还是给我打电话了，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这样？”
王校长承认说，孩子的确给班主任提过，别给家长说，但考虑到事情严重，就给孙女士打电话了。
什么样的孤独绝境，会让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把死亡当做唯一可逃避的出口？“路脏了，抱歉”—— 这种绝望而苦涩的善意，让人心疼窒息。
出事孩子的母亲表示：孩子品学兼优，是学校的学习委员；接到班主任通知时，家长20分钟后就赶到了，但一直见不到孩子本人。此时学校方和托管班都找不到孩子。在这几十分钟的档口，打电话手表时孩子不接。孩子最后的声音竟然是对母亲讲：“你不要来找我”突然间娃的电话接了，我就问你在哪儿，我说我来找你，她说你不要来找我，然后娃突然就把电话挂了。
而学校方给出的信息是：对偷钱事件的金额并不统一，校长说大约三四百元，班主任老师说有一千多。班主任老师说监控录像有证据孩子偷钱，并且在言语中暗示孩子偷钱不是第一次，而是“最近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多次行为。主任老师说娃就在最近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内乃至更久，一共加起来是一千二出事之前，三位班主任对孩子审问半小时，并配合监控录像对证后，老师说“孩子承认自己偷了钱”。
孩子和老师表示：“别给家长说这事”。而看过录像证据的记者表示，录像只能看出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孩子从兜里掏出了什么物品，看不清是钱：记者也查看了监控，一段监控显示，孩子进入老师办公室随后出来，走廊上，其右手的确从兜里掏出来物品，但不确定是钱。无论孩子是否偷钱，金额究竟是几百还是老师说的上千，都不至于把事件上升到一个孩子的生命。
来看一下知乎这样的一个回答，为人师表不应该如此吗？
青春期的孩子是内心情绪化、极端化的高峰，自我意识极强，对来自外界评价极其敏感。直接触发孩子极端行为的事件往往都看似简单，但孩子采取极端做法时却非常冲动，能留给家人、旁人介入的窗口期极其短暂。
孩子为什么在遭受困境时，反复强调“不要告知家长呢？”为什么孩子对于见家长的恐惧，甚至超过了事件本身的恐惧？ 甚至为了逃避和家长面对面交谈、逃避整个世界的对峙，她在那个短短的上午，选择了最极端的逃离出口？
孩子的遗言中说：“家不是依靠，而是用假笑应对的场合”。这不是对家庭教育最大最深的指责？ “活下去”就人的本能，不需要太多额外的理由。但凡多一些交流、多一分宽容、多给孩子爱的陪伴，没有哪个人会轻易放弃出生时那份温暖的记忆、放弃对生命的热烈期待。
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只注重智力和分数，因为决定人生成败或幸福与痛苦的往往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人格的健康水平，行为习惯恰恰是影响人格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父母不应把所有的教育都寄托在学校和老师身上，因为孩子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家里，所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甚至不能给她一个简单的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