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中，流刑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惩罚，起源很早，《尚书·尧典》中即有“流宥五刑”的记载。 北朝时期，流刑正式进入法典；隋朝《开皇律》确立笞、杖、徒、流、死五刑；有唐一代，流刑被发扬光大，成为后世典范，这一时期，由于君王非常重视儒家“明德慎罚、恤刑甚杀”的思想，“不忍刑杀”，“宥以于远也”，故流刑作为死刑的一种替代被广泛适用；到了宋代，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即留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因此，虽然党争激烈，但官员犯法、失职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基本上都不会被杀死，而多是被流放；直到清末，流刑在历经几千年后被废除。
虽然流刑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但从仅次于死刑这一点来看，流刑对于流放者的惩罚作用可见一斑。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看起来颇有探险旅游意义的流刑，在古代能够对流放者起到那么大的惩戒效果呢？
说起来，无外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被流放之地的物质条件非常之艰苦，如西北绝域、西南烟瘴之地，常人很难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在京城养尊处优惯了的大臣们；二是在农业文明发达的古代中国，由于人们更喜欢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因此，背井离乡的孤独对人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
而海南，之所以在唐宋两代成为一个主要的流放之地，也是有原因的。
之前不是，是因为之前有西域有西南，但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西南方也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南诏政权，于是，岭南和海南就逐渐成为了屈指可数的重要的流放地。
之后不是，是因为流人多了，为海南岛带来了内地的先进文化，这个海岛的社会经济在唐宋两代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和内地的差距逐步缩小，蛮夷之地的形象得以改观，不再被当做化外之地看待。所以，到了明朝，朱元璋才会说出“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良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
除了前述苏东坡，被誉为“海南教育第一人”的王义方也是流人，海口琼山区“五公祠”所纪念的五位唐宋两代被贬来海南的名臣——李德裕、李光、赵鼎、胡诠、李纲，都为海南岛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以南宋谪臣胡诠为例，被贬崖州后，寄居在水南村裴闻义家中，缘结乡里，兴建学堂，亲自执教，“日以经训传经书为事”，为当地黎、汉村民培养了大批学子，如今，水南村也是三亚文化氛围最为浓郁的一个村庄，村民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古以来出了不少读书人。
除了文教事业，流人们垦荒殖地，教授耕作方法，发展水利事业，大大改善了海南的原始耕作形式，使海南岛不断向成熟的农业文明迈进。史称“州事衙推”的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户”的六七年时间内，积极协助当地的刺史李甲处理政务，兴修水利，教民垦殖种养，为当地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在当时的郑都兴修的岩陂塘水利工程，直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
《流放》第一篇后，师太留言：你们博士就是矫情，这样哪都去不了了，威尼斯、美国……当年哪块是正经人呆的地儿……
说得对啊！不过，对人类而言，生存的意义不就在“矫情”二字吗？历史是矫情，文化是矫情，因了矫情，才有了流连忘返、感慨万千，有了诗情画意、文章修辞，因了矫情，才有了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以及，深刻厚重的精神财富。
再说了，你这么留言，就好像能把你自己从博士堆里摘出来似的，这么说来，师太啊师太，你可真是个矫情的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