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文人最后的风雅
——《受戒》汪曾祺小说读书报告
1980年，汪曾祺60岁，在北京闷热的八月里，写《受戒》，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也在花甲之年缅怀自己的青葱岁月。
当时在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汪曾祺17岁，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他辗转各地，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这也成为作品的源头。
汪曾祺自己在《关于〈受戒〉》里回忆，这篇小说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他重写了三十二年前的旧作《异秉》，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的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
二是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形象，推动着他去写出一个自己的“翠翠”；
三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说起来汪曾祺甚至有些激动：“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
在那个年代的人会说：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以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因为文革已经结束了，但人的思想禁锢还没有完全去除，写作上还“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跟同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之前共和国文学“不谈爱情”、“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相比，作品欢快明畅，是一首美的乐章。
汪曾祺说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曾有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没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汪曾祺师承沈从文，习得最要紧的是“要贴到人物写”和对话不能写成“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要平实。他惯于写普通人，平常事，市井人生，人间烟火，而且带着沈从文式的“温爱”与同情，因为“我对这些人事最为熟悉”。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在家乡待到19岁，二十年间完成了旧学基础，江南的岁月成为作品创作的源泉，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
苏北说过，他身上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还在于他对世俗生活有兴趣，一直生活在人间烟火之中，一直在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然后再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淡泊的人，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在意，对职位、官位的毫不在意，完全是随缘的态度。
黄永玉更是直接表示：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
读美的文章，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