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竹林七贤”领袖嵇康被司马昭寻借口杀害，“竹林七贤”二号人物阮籍也因违心给司马昭写《劝进表》，最终郁闷而死之后，“竹林七贤”这个代表着当时著名“竹林思想”的民间组织，也从此走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
不过，“竹林七贤”土崩瓦解的最大标志，倒也不是嵇康、阮籍的先后死去，而是其他竹林四贤，比如向秀，在嵇康遇害后，迫于强权压力，不得不赴洛阳，接受司马昭召见。随后，阮咸又是接受山涛的举荐，想到司马炎的朝廷为官。至于山涛和王戎二人，就更不用说了。山涛在西晋一朝最终被封爵，王戎呢，则官至司徒，位列三公。
只有刘伶，在泰始初年（公元265年）的对策中，仍是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主张，大谈“无为而治”的施政策略，以至“独以无用”。
当然，因此次对策而终生离开仕途，对于刘伶，应该早是他预料之中之事。这也是他对当朝彻底绝望的最后一次抗争。应该说，他这种不畏强权，敢于始终坚守自己正确主张的精神，还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所以，我们说，在当时和后人眼中，他开始大醉特醉，醉得千奇百怪，一踏糊涂。也正是从这一时期正式开始的。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熟知魏晋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魏晋两朝，不但是社会最动荡不安，政治最黑暗的两个朝代，也是历史上一个饮酒风气极盛的朝代。“乱来唯觉酒多情”，也正是表达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实。
身处黑暗政治中的文人墨客，则更喜观与酒结伴，以酒放松，以酒自慰，以酒避祸，以酒来达到一种精神的超脱，更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正如宋人叶梦得所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
比如阮籍，为躲避司马昭意欲将阮女嫁给自己儿子司马炎的亲事，竟饮酒大醉60天，使对方无法提亲，巧妙地逃脱卷入政治漩涡的麻烦。
所以，话说到此，我们不禁要问了，作为刘伶自始至终的好友，阮籍在当时的醉酒状态并不输于刘伶，再加上阮籍比刘伶的名气大得多，却为何以“醉酒”成名的单单是刘伶，而不是阮籍或其他社会名流呢？
要想回答好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刘伶的醉酒，并不是以逃避社会为目的，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思想认知和政治主张，那怕是在醉酒的状态之中。
关于这一点，阮籍没有做到，其他人也同样没有做到。
当然，关于刘伶醉酒，为何给后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话题，下一期，我们还会继续讲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