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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自古帝王都，兴废相寻何处无!”。站在开封大梁门外，面前是一座厚重的城墙延绵开去。无需任何酝酿的，这一股兴亡之感顿时便在胸中油然而发了。这是题在北宋画师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一句诗，却也恰如其分地题写在了整个开封城幽幽历史画卷之上。
穿过眼前的这座城门，便要真正地进入开封城了——这个曾经被称为魏之大梁、唐之汴州、宋之东京，“汴梁富丽天下无”的繁华城池。《清明上河图》内的风情，《东京梦华录》里的豪奢，文人墨客笔下还依稀泛着墨香的七朝古都，光阴时隔多载，他们是否还是当初的模样？如此遥远的记忆碎片，会不会像那些散落了一地的精致的北宋官窑瓷器，熠着夺目的光华，却再也无法拼凑还原为一个完美的作品？
想到这些，向前的脚步又缓了下来，心头亦诚惶诚恐起来。这大概便是唐人宋之问所说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罢。
开封非吾乡，然而心也戚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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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繁华终究宛若一梦，一朝醒来便风流云散了，今天的开封已然沦落为中州大地上一座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小城，几许破败，又几许尘埃。
千百年来，黄河一次又一次气势汹汹地卷裹着泥沙吞没了这座城市。时间，在这里化成厚厚的泥土，封存了一个又一个风华绝代的故都背影。
我和友人没有乘坐公交，也没有打出租车，只是用脚步，这样一步一步丈量着开封的土地。似乎只有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才能表达我们对这座古城的顶礼膜拜，也才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这片土地从脚下传来的那丝丝炙热的温度。
就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脚下3米，那是清朝的开封城。在我们脚下5米，是明朝的开封城。在我们脚下6米，是金国的汴京城。在我们脚下8米，是北宋的东京城。在我们脚下10米，是盛唐的汴州城。而最早作为国都的魏国大梁城，则在脚下12米以下的深处。
“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着几座城”，这是开封的黄口小儿都能歌咏的民谣顺口溜。这地下一米一米又一米的空间，却延绵着几百年几百年又几百年的时光。用如此奢华的三千年文明做一段地基，任如今开封城地面上多么破旧的建筑也会显得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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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府的繁华在北宋王朝达到了巅峰。在原来通往北宋皇宫的御街原址之上，重新建起了一条宋都御街，两旁均是仿宋的建筑，飞檐楼阁，纤巧秀丽。拥入人流之中，便仿佛进入了张择端的画卷之内，不知今夕何夕了。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着那一座“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的建筑。尽管我知道它早已不复存在，即便是重建起来的也再不复当年的味道，但我仍想找到它——这便是传说中的樊楼，北宋汴梁城里最热闹最宏大的酒楼。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乐事多，深夜灯火上樊楼。”写这首诗的人叫刘子翚，北宋很有学问的一个文人，是后世大理学家朱熹的老师。在宋室南渡之后，刘子翚便隐居福建老家，不再出仕为官，安心做起了学问，至死也没能够再回故都一步。他隐居之后写了很多关于汴梁的诗文，而樊楼上那摇曳的星星点点的烛火也就成了他无法磨灭却又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
樊楼最大的亮点，毫无疑问就是宋徽宗和一代名妓李师师的绯闻了。樊楼离皇宫很近，就在皇宫东华门外，宋徽宗赵佶为了方便神不知鬼不觉地与李师师幽会，特意修了一条皇宫通往樊楼的密道。这一天赵佶来得很是添堵，李师师正在与大词人周邦彦饮酒作乐。一听皇上来了，周邦彦只好慌里慌张躲到了床底下，听着床上这两个人的亲亲昵昵，于是就有了那阙“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醋味儿十足的《少年游》。
后来，赵佶从李师师口里听到了这首词，也知道了那天的事，一怒之下，把这个情敌撵出了京城，但后来越琢磨越觉得周邦彦这个人才华横溢，于是又把他千里迢迢招回了汴梁做起官来。这件逸闻的真假尚且不论，却能看出宋徽宗赵佶倒是对于宋朝开国皇帝立下的“本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能为难文化人”的祖训颇为遵循。
其实，说到底，赵佶就是当朝最大的一个士大夫，他的人物、山水、花鸟以及他自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只是这个罗曼蒂克的皇帝，他的治国实在太过昏庸，被金国连人带物一起掠走北上，最终死在了茫茫东北。说来有趣，宋朝的开国太祖赵匡胤夺取了人家文人皇帝李煜的一片江山，若干年后，自己辛苦打拼下来的国土也被只会写字画画的文人皇帝赵佶所断送，这也算是天道轮回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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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樊楼建的比皇宫还要高，站在樊楼上面，可以眺望整个皇宫内院。不过今天即便站在樊楼之上，也恐怕只是望无所望了。人祸、天灾，早已把北宋的皇宫变成了一片废墟，今天唯有一座龙亭还高高在上伫立着，但那也只是清朝时重建的了。
北宋的往事转眼成烟，但那些灿若星河的名字依然铭刻在这方天空之下。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寇准、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陈师道……刚才讲过，北宋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就定下了基本国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宋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对文人都格外的客气和宽松，造就了有宋一朝，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理学家层出不穷。
由于赵氏江山的由来就是靠兵变所得，所以赵匡胤才定下了这个规矩，重文防武，所有重要的位置都交给文人去打理，以免将来有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他的做法可以说有一半是成功的，宋朝建国以来，果然没有出现像汉、唐那般大的外戚、宦官和武将叛乱的现象，但同时，完全靠文人治国同样有大的弊端。文人相轻、文人结党、文人太浪漫主义、文人中的奸佞小人特别多，像蔡京、张邦昌以及后来的秦桧，哪一个没有状元之才？而党争更是严重，甚至可以让莫逆之交最后彼此隔袍断义，互相掣肘，就像司马光和王安石。如今登到龙亭之上，看到他们俩的蜡像在一起，耳畔仿佛还能听到他俩“变与不变”的争吵。只可惜最后没有一个是赢家，却输掉了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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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的文人，但凡一沾染上政治就变了态，不提也罢。告别了龙亭的风云争斗，还是去开封的市井转转吧。
到了开封，怎能不去尝尝这里的夜市呢！从北宋时期汴梁的夜市就红红火火，据说早期的时候，要限于三更之前结束，而到了中后期，干脆取消了禁令，吃个通宵达旦。屈指算来，已然经过了一千年，可依旧还是如此热闹。说来真是一个奇迹，一千年来桑田沧海，朝代更迭，很多有形的东西早已湮灭于战火风尘之中，而这无形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却代代相传，保留了下来，这大概也印证了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所推崇的“无形胜有形”罢。
天刚擦黑，走在鼓楼街头，一个接着一个的摊位前就已经人头攒动了。待踱到鼓楼街和寺后街的路口时，简直是黑压压一片，连街上的交通都堵住了，若是没有足够心理准备的人看到这架势，未免不会大跌眼镜，难不成全开封的人都跑到夜市来吃饭了？
这里既有当地有名的诸如灌汤包、牛羊肉、胡辣汤、桶子鸡、花生糕、杏仁茶、炒红薯之类的传统小吃，也有全国其他各地的美食，甚至还能吃到越南风味的华侨米卷！一个摊位接一个摊位地转，在这里不能吃大餐，要一样来一点尝尝，尽管如此，一圈转下来也已肚大腰肥了。想当年，台湾的美食家逯耀东先生随旅行团到开封观光，团队大概觉得夜市上不了台面，会让港台的同胞笑话，就没有安排这个项目，急得逯先生最后独自逃了出来，在夜市里大快朵颐，不亦乐乎。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记录有一长串子夜市的菜名，到今天保留下来的恐怕不多了，同样的，今天的很多新花样，书里也是不曾有的。时代在变，而这一份闲适和热情没变。无论何朝何代，吃——吃的内容和对吃的态度，永远能反映一个时代和一座城市的最真实气质，无论是刘子翚的灯火樊楼，还是摩肩接踵的嘈杂夜市，这大概总算是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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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花潮人影乱，香风十里动菊城。”这诗写的便是开封。若是秋天来到这里，赶上一年一度的菊花花会，是再好不过的时节。
我们这次，便是慕名而至。慢说是龙亭、铁塔、禹王台、相国寺这样的名胜之处早已花团紧簇，就是开封普通的家家户户和店铺门前，也摆出了三五丛丛，煞是好看，真真应了“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七个字。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写到：“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是花中的隐士，身为“菊城”的开封自然也多多少少沾染上了这几分举世无争的气质。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这是南唐后主李煜笔下的菊花。公元九七五年，归为臣虏的李后主，随军北上，软禁汴梁，在开封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四年时光。每当这座城市满眼“绿丛篱菊点娇黄”的时候，也正是他的故国金陵城郊栖霞山上红叶似火的时候，而他此时也只能隔着千山万水远远地回忆了。到后来，终究还是因为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而被宋太宗赵光义赐了毒酒。毒死的那一天正好是他四十二岁的生日，阴历七夕，没能等到那一年菊花盛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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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开封地下的城池一座摞一座，就像一座宝塔。无独有偶，开封这座城市的标志，便是塔。铁塔和繁塔——开封仅存的两处真正意义的千年古迹。从宋至今，任由黄河泛滥，泥沙散漫，任由刀光剑影，战火纷飞，这开封城一南一北的两座宝塔，尽管也已伤痕累累——铁塔的塔基被埋在了地下，而原本九层高的繁塔也只剩下了三层，但是依然倔强地矗立在原地，仿佛是在坚守着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开封的最后一天，我和友人到开封城外去寻繁塔。通往繁塔的道路正在整修，通不了车，我们又一次用最原始的方式，深一脚浅一脚，泥泞不堪，风尘仆仆地去拜访它。远远地望到了，藏身在一处不起眼的破败民居里，我们又七绕八绕才算找了进来。眼前是一方不大的院落，门口挂着个“繁塔文物保管所”的牌子，院里住着一户人家，大概是守塔的，兼管着售票。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游人，斑驳的塔身下，一丛新菊开的正艳。
我极爱这儿的安静，也爱这儿的古朴。进入塔身，狭窄而陡峭的台阶，昏弱的灯光在黑暗中明灭，大可以想象成这是一条直接通往历史的时间隧道了。登得塔顶，向窗外眺望，远远眺望整个开封，眼前所见几乎算不得上是美景，然而就在这平凡的景物中，仿佛又让人有了淡淡的领悟。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千年的风雨，千年的开封，也曾富贵繁华，绚烂一时，最终归于平淡，转身离去，只留下一个华丽又苍凉的剪影。我不要耀眼的光环，我不要飘渺的虚幻，或许脚踏实地，岁月静好，才是这座城市真正想要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