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洞主

电影《飞驰人生》大获成功，上映第六天，票房过 10 亿。继《后会无期》、《乘风破浪》之后，韩寒最终成为了一位纯粹的商业片导演。

《飞驰人生》足够精彩。它幽默有趣，节奏紧凑，冲突不断，它讲述着一个天才车手陨落，并再度走上巅峰的标准成功故事。

没人不爱天才，没人受得了天才受辱，没人不盼望天才崛起，但在崛起途中，最好不要一帆风顺，最好要历尽艰辛，披荆斩棘。

《飞驰人生》走在一条通俗甚至媚俗的道路上。它不再冒险地尝试艺术突破，不再表达对世界的反抗与质疑，不再如青涩的《后会无期》，固执地让人物说出尴尬却真诚的台词，倔强地表达某种个人化思考。

它从剧情到角色，从主题到对话，完完全全契合大众市场需求。

锅盖死死扣住，青蛙不再聒噪，一派和谐。嗯，“这才是现实！”

1.

可能由于那句庸俗的“活明白了”，可能由于如果票房不好，代价太大，会对不起太多人，总之，韩寒早已妥协，他几年前就已放下手中的“战斗之笔”，并渐渐放下反抗和反思的摄像机镜头。

2013 年，31 岁的韩寒面对《人物》杂志记者，谈到自己的变化，他说过去做的那些事情“可能浪费了我的才能以及时间”，韩寒进一步解释说：

那些杂文会传播得很广，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一来这个社会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当然你也可以非常骄傲地说，社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也有一份功劳，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结果有大把的特别青春的时光，你没有去更加好地创造一些事情，（却）沉浸在没有尽头的这些事务中。

韩寒很清醒，他知道他以笔为战，即便声势再大，也很难有什么实质作用。就像那些年动辄百万千万阅读量的凶猛文章，它们狠狠抨击社会与种种机构，但社会运转如常，几乎没有任何制度甚至条规，因他的文字而改变。

在 31 岁的韩寒看来，那些杂文的意义不大。他后来专注于电影，停更博客，想必，电影在他心里的分量更重。

仔细想想，韩寒 31 岁时的那段话，到底想表达什么？是鄙夷自己年轻时徒劳的笔墨，还是为自己不再锋利，寻找合理的理由或借口，还是说，他只想走进另一个价值世界，选择另一种方式活着？

这不是一个能轻易回答的问题。

2.

2000 年，《三重门》出版，韩寒在书中谈到教育框架下的教师：

教师不吃香而家教却十分热火，可见求授知识这东西就像谈恋爱，一拖几十的就是低贱，而一对一的便是珍贵。珍贵的东西当然真贵，一个小时几十元，基本上与妓女开的是一个价。

同是赚钱，教师就比妓女厉害多了。妓女赚钱，是因为妓女给了对方快乐；而教师给了对方痛苦，却照样收钱，这就是家教的伟大之处。

借着少年时期喷薄的情绪与才华，韩寒模仿钱钟书《围城》的笔调，恶毒讥讽他看到的弊病。

同一年，他凭借一篇叫做《穿着棉袄洗澡》的文章，获得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文中他认为，我国教育过于注重全面发展，致使偏科的怪才前途渺茫，有的不得已辍学打工。

2005 年，韩寒开通博客，继续他的批判。2008 年，收录部分博客的《杂的文》出版，其中一篇《关于高考作文和绝代天骄》里有句话：

大学像妓女一样，只要有钱，全国所有大学都乖乖排成一排随便你点，想上哪个上哪个，愿意多花点钱甚至可以几个一起上。

韩寒的许多结论当然偏激，但无疑揭露出不少阴暗现实。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十多年后，学术造假仍然是一个未拔的毒刺。

2013 年是个转折，韩寒放下骂战的笔，准备拍第一部电影。后来，刺耳的声音不见了，可能是冬天来了吧。

其实在 2010 年，韩寒已经收敛棱角，那年他出版一本书《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书中的批判，对象不明，十分隐晦。这种气息流入他的第一部电影《后会无期》，而后渐渐消散无踪。

2018年年初，韩寒写下文章《我所理解的教育》，文中说：

现行的教育制度包括高考制度，肯定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也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但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照顾到所有人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有着基本的公平。

不谈每个省或者不同民族的录取分数问题，好的大学基本上是对所有家庭敞开的。应试教育有很不足之处，更不应被歌颂，因材施教的时代也迟早会到来，但它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定会存在的。 

面对这个带有顽固污垢的世界，韩寒的态度，从绝对的抨击，转为近乎百分之百的理解。他选择“缴械”，永远放下了那战斗的笔，那曾经唯一的武器。

这当然没什么错，但这世上，需要理解污垢的人，也需要指出和抨击污垢的人，更需要试图洗涤污垢的人。

没人有权要求别人成为任何一种人，但后两种人，无疑更为可敬，因为他们要承受坚守良知与真理的危险。没人可以定义哪种人是“活明白了”，有人就是想傻傻地坚持与坚守。即便妥协和理解，比坚持、坚守舒适得多，也不意味着前者就是唯一的正确。

坚守的结果，大多会像是哲学家斯宾诺莎，质疑基督教教义，无果，如果不幸，还会像他一样，被认为叛国，驱逐出境；而极少数，会如天文学家哥白尼，临死前，战战兢兢发表《天体运行论》，死后，“日心说”得以逐渐取代“地心说”。

世界的大进步与大革新，常常就是因为这极少数。没有敢于坚守的人，也就不会有这其中的极少数。

韩寒“缴械”，无可厚非。毕竟我们多数人，从未拿起武器。毕竟，环境凛冽。

开始拍电影后，韩寒也无法再单打独斗，他必须紧密进入社会协作体系。

他在《晓说》节目里坦言，说自己拍一部电影，那么多人为此投入资金和精力，是因为他们信任你，觉得你拍电影能赚钱，那假如票房不好，怎么对得起他们，票房压力太大了。

想必很多人都能理解韩寒的转变，可还是有些遗憾。

一个曾经反抗权威与权贵的人，尽管他常常非理性而缺乏逻辑，许多言论带有误导，存在诱发年轻人辍学的可能，尽管他总在把握分寸，看似冒险发声，实则让自己留在安全区，尽管他可能在投机式地点燃情绪，以获得正义者和庸众的全面支持，但是，他至少一度公然大声地直指不公，探讨自由，引发公众思考，委实难能可贵。

遗憾在于，抗争姿态的韩寒，给太多人以过高的期待，而现在，他已踏入平凡之路。

说到底，韩寒选择另一种方式存在，原因是什么，主要因素是哪些，没那么重要。只是，对许多早早关注他的人而言，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3.

有时不禁回想，博客时代的韩寒，或者说韩寒的博客时代，就比后来更好吗？

如果回顾那一篇篇激愤爆文，会发现，里面不乏二元对立、以偏概全的论述。这是老毛病。

《南方人物周刊》曾刊载过一篇文章《“表面现象”看韩寒》，指出韩寒早在 1999 年以《杯中窥人》获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时，文中就出现了明显的逻辑错误。

比如《杯中窥人》里的这句，“《杂文报》、《文汇报》上诸多揭恶的杂文，读之甚爽，以为作者真是嫉恶如仇。其实不然……”一个“不然”，就把前一句全面否定，这是说不通的。

如果适当用用“一些”、“或许”、“可能”这样的词汇，文章就不会变得偏执与片面。可是，你在韩寒早期的文章中，很难找到这样的词。

《南方人物周刊》评价，韩寒长久运用“全称判断”进行批判，他长期陷入一种绝对化思维模式，或者说极端化思维模式中。

在获得一等奖之时，或者之后，有没有老师给韩寒讲过，这叫片面性。发现事物的另一面，比起只看到表面，叫深刻。但否定其中任何另一面，都叫片面。实际上，韩寒的这种思维模式的苗头，受到了鼓励。

不难发现，在反对数学的时候，在说教师是妓女的时候，韩寒不动声色地在使用绝对化。在写徐志摩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篇课文不好，理由是老师“要求背的，肯定是不好的”。这种文学的夸张，被韩寒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固化下来。

不知是否有意为之，互联网红利增长初期，韩寒的文章，就已具备了如今流量大号几乎所有的爆款要素，比如要鼓动起某种普遍情绪，最好是愤怒，观点要尽量极端，以便裂变式传播，等等。

盛极而衰。韩寒在博客时代被渐渐捧上神坛后，遭遇滑铁卢。

2012 年，方舟子等人质疑韩寒代笔，引起轩然大波。急切证明自己的韩寒，写文章，晒手稿，他想讲理，但许多人根本不听，只是狠狠骂他。

后来韩寒在《晓说》节目中谈到此事，他说自己深知网络舆论的走向，常常与真相无关，关键看谁能带动情绪。

以前韩寒自己引领舆论时，冯唐说他的作品没过文学的“金线”，就被网民谩骂，一度抑郁。

这次当韩寒自己陷入舆论旋涡，他才算感受到舆论反噬的可怕。

也许正如肉唐僧所说，“当无脑、无序的人群聚集在某人或某账号之下达到一个临界值之后，崩塌就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

代笔事件之后，我曾写下韩寒的转变：

①真诚而具有批判意识→真诚而“你好我好他也好”

②关注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撞→几乎只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现在看，在这个奇异的国度，转变和缴械，也许反倒是好事 。一直拿着神兵利器，振臂高喊，一呼百应，往往会制造更多网络狂热分子，制造更多无脑谩骂。

现在，一个争议越来越少的成功人士，替代了原来那个不和谐的抗争者。世界更好了一点，还是更糟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