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此诗表达的是妇女思夫之情。《毛诗序》谓“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照此解之逻辑，则诗中之“君子”应当指的是一位丈夫以外的情夫。倘无来自情夫之诱惑，则“自防”之说无从谈起。不过诗中实在找不出“以礼”的痕迹。朱熹《诗集传》则谓“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朱熹此解，似乎迂腐。妇之思夫，人之常情，何待“文王之化”乎？

爱别离苦，乃人生诸苦之一。所谓“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别离，因此上也是古往今来的诗人们笔下之一大主题。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别离之牵人愁绪与悲苦，是何理也？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不免要将自体投射到他者的身上、借以体验自身。是以人之幸福与满足的感受，无不来自他者正面而美意的回馈，这足以让弱小孤立的个体感受到自己处在一个与他者互通互有的、更为强大共同体中，因而弱小孤立之焦虑为之一洗。因此上，人不免需要家庭的港湾，来安顿弱小孤立的自我。因此上，与家人之离别，实为人难以承受之痛苦。

然而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人又不得不有朝一日离开家庭而步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去和那些陌生人建立联盟结成纽带、借以融入到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性的“我”中，于是乎同家庭的割裂也就成了人生命成长过程中不得不迈过的一道坎。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说的就是人同家庭的割裂而进入到一个更大的联合体中去。中华文化则把这一断裂表达为“移孝作忠”。

家庭的纽带基于情感。同家庭割裂而进入到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更大的联合体中去，则需要人发展出理性的能力且通过运用理性而构建起一种足以维系一个更大的联合体的意识形态。只有超个人、超血缘、由高层次理念凝结起来的意识形态、才是足以将来自不同处境的陌生的人们维系为一个更大的联合体。进入这个联合体的人们，将自觉地维护这个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借以维护一个更为强大的“自我”的合法性。

在前现代的处境中，各个文明中心之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不言自明地被所属的人群维护着。不过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一种超越族群与国家、超越文化与宗教的基于资本和技术的力量所扭结起来的意识形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凭借巨大的技术发明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改变和成就摧毁了原来各个文明中心固有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从而让整个人类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断裂。20世纪的两次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的世界大战以及东西冷战、无疑就是这一断裂的直接表现。在这场巨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断裂过程中，人类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肉体与灵魂层面的双重的生离死别之苦。直到今天，这场巨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断裂过程仍在持续着、且更为深刻地转入到人类的灵魂层面。

资本与技术的合谋而强加到各大固有文明身上的那个被叫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像飓风一样将处境与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卷入到同一个处境中，这个处境就是产业工人或职业人、且汇聚为一台巨大的生产着利润的机器。所有的人都被迫放置到这台“机器”的“位格”上加以定价。一些人由于位于此“机器”的高端位置而功成身就，而绝大多数人却由于处于此“机器”的低端位置而沦为了可以被随时替换扔掉的螺丝钉，他们付出与家庭断裂的代价进入的不是一个让它们感到更为强大的整体性存在，相反，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命中注定会被整体性抛弃的充满敌意和失败的处境之中。

“未见君子，我心伤悲”，现代人与他的整体性存在的断裂的伤悲是何其地深重啊！一个和他的整体性存在的断裂的人剩下的出路也就只有两条了：其一、积极地推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类的统治而谋求建立一个基于人之存在本质之实现的意识形态。其二，消极地在被当做资本链条上的螺丝钉而终将被抛弃的处境中切齿诅咒、抱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