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赞一下作者，上下两大册据说写了四年，且只用了一部分。这年头有这样认真的作者也难得了。于文采而言，确乎有梁文风格，气势贯通。
梁文之气势，特别容易吸引年轻人。犹记得中学时学梁之“少年中国说”，一读便被吸引，直至今日仍能背出结尾“红日初升”一段。以此气势行文，用以教化众人，用以宣传变革，自然马到功成。
但可惜梁是书生，书生在本朝历史上总是失败的代表，不是被坑了就是被烹了，对于江山只能指点一下而既不能打也不能坐。因此，做书生能做到他那样也算极致了。德功立不得，开一代风气之先，算得立言了。但也仅止于立言而已。
对此，作者评道：“梁启超是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在顺境中或情绪激动时，往往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而遇到挫折或心境不佳时，又容易灰心丧气，表现得很消极。但他又是个自觉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负有责任的人，所以，他的内心常常就显得很纠结。。。他的性情中常有一些天真烂漫或涉世不深的单纯，这种性情，作为朋友也许很难得，但作为一党领袖、政治家，有时就显得很幼稚，看不到事情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
这个评价很地道，很深邃。不但是对梁先生的评价，也是对书生和文人的评价。想想中国历代的书生，大抵如此。得意时慷慨激昂，欲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失意时寄情诗酒，归隐田园。一会儿儒家，一会儿道家。有人儒家，有人道家。但最终大都是为人做嫁衣裳，能执掌江山的都是阴谋家、野心家、战略家、革命家，就是没有文人。
梁从诫先生曾说，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者。不错，他们三代都是书生，更因为他们三代都是先行者，梁启超于百多年前倡民主自由，梁思成于革命漫卷中国后搞古建筑保护，梁从诫在PM2.5尚未盛行之时提环保。先行者总是痛苦的，如铁屋子中先醒过来的几个人，在大多数人都未醒之际，命运多是失败一途。
梁先生是君子，故其泽被三世，这在近现代中国的翻覆中，本身就极难了。这算是对文人的报答么？
本书以梁的经历为经，以其与诸人交往为纬，这很新颖，颇有二十四史纪传之意。但由于主人公只有一个，有些章节两人间联系不免有些生硬牵强。从效果上看，也许直接写梁一人更好些，但无论如何，创新总值得称许。
《梁启超传》（上下），解玺璋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