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庄街，最后的私塾与先生

口述  秦家儒  秦家升  整理  秦明亮

侯庄街现在的大队部，最北的那段地方，民国时期到解放以前，曾经是村子里的秦氏族塾。

想当年，三间用泥巴垛成墙的小茅屋，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学生坐在小木板凳子上，学生们摇头晃脑，嘴里振振有词。

在用土坯做成的讲台上，危然正襟地坐着一个慈眉善目的、高高瘦瘦的老者，一个私塾先生。

先生姓秦，大名奉孝，又名景清。他是侯庄村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私塾（族塾）先生。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

遥想当年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泱泱华夏，传承文明，自古就有崇尚文化知识，私人办学的传统。宗塾或族塾，都是私塾的一种。而秦氏族塾建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中期。

当时，侯庄村，只有二百多口人，秦姓占据大多数。村子里基本没有象样的富户，更没有商贾大户人家。

由于军阀混战，遇到战乱，公学受到冲击，民不聊生。县城的公学离侯庄村较远，更何况学资太高。而庄户人家，农忙时要上地耕耘，农闲果要做工（手艺）挣钱养家，对于这笔昂贵的开销，庄户人家特别是贫寒人家没有余钱供孩子们上学，公学的费用更是根本承担不起。

为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问题，秦氏家族在族长的倡议下，众人附和。大家捐钱捐物，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在村子里的一处空地上，清理垃圾，拉土、挑水、和泥、踩泥、飞叉、打跺、踩实、劈墙，十多天功夫（因为湿墙需要出水硬化），土墙起来，屋架也搭建起来了。

没有木料，族里就派人把宗族公田的几棵树砍掉，充当梁檩木实。木匠不必往外面寻找，族里自在人才。大家下线、拉锯、开槽、下埙、合木、钉钯脚，不到两晌的功夫，两架梁就立起来。

有人从河沟里割来芦苇和野草，编成一张大大实实的苇笆，你添砖，我添瓦，物料齐乎了。

上梁那天，族长专门买来一挂长长的鞭炮。小孩子们在即将落成的族塾前，蹦蹦跳跳，

“鞭炮响，上大梁，飘梁糕，快来抢。吃完馍，上学堂。......”

众人拾柴火焰高。侯庄秦氏族塾的三间茅草屋终于盖起了。

“十年种树，百年育人”。族长和几个执事人经过几番商量，明确要求，聘请的私塾先生必须品行端正、有些学问，不嗜大烟，不好赌博，还要求塾师教学经验丰富，不厌其烦，勤于讲解。“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旦遇到一个不负责的私塾先生，就会殃及池鱼，后代子弟就可能走上歪路。

聘请私塾先生在家族里是一件大事，聘师时却面临着令人头疼的难题。侯庄街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斗大的字不识两升。而从县城请先生，不仅费用高、承担不起，何况城里的最先生根本就不想到乡下来任教。

这时候，秦奉孝毛遂自荐，自告奋勇要当私塾先生。

据说， 秦奉孝家有几亩薄田。但是，当时粮食产量低，正常每亩地也就是两石的产量，无法维持家里人吃喝，就租用了城里人的几亩田。当初，双方说好是每年缴租费是每亩一石粮食，双方签字画押。秦奉孝又不识字，就糊里糊涂地画了押。到缴租时，主家非说是每亩两石。让人看字据，上面写的真是两石。因为不识字的缘故，秦奉孝让人钻了空子，白白给城里的地主干了一年活，吃了一个哑巴亏。自此，秦奉孝就开始上心，经常往县城新街村跑，到一个李姓的私塾老先生那里请教，学习识文断字。

经族长与家族众人商议，退而求其次，一致同意。

从此以后，秦氏宗族的孩子们有学上了。只要是秦姓的子弟，都可以上私塾。从五六岁到近二十岁，最多的时候达到二十多个学生。

人们都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当时的秦奉孝已经四五十岁了，耳朵有些聋，背也有些驼了。

为了改变村里人都是文盲加瞪眼瞎的现状，不让村子里的后生们步他的后尘，先生对教学十分上心、热心。就象郑板桥在《道情》中咏塾师的那样：“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

先生每天下午到新街村学习，晚上点灯熬油，加班加点再温习功课，第二天上午再教给村里的子弟。冬寒夏暑，泥泞往返，乐此不疲。

在这间简陋的茅草屋子，先生给学生们上的第一课往往是待人接物的礼仪，比如：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行为规范，然后再教授文化课。

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挨着顺序一个一个来，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摇头晃脑圈点口哼。讲完以后，再让学生复述朗诵。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

年幼、初学的学生在左边，学生从朗读、背诵《三字经》开始，以后逐步增加了《百家姓》、《千字文》，后来增加了《增广贤文》。“知己知彼，将心比心。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等等。

年龄稍长、学过几个月的学生在右边，不仅读书背诵外，另外增加了习字课。从方块字开始，先生手把手教学生坐姿和握笔姿式，再从扶手润字开始，描红，写映本，最后是临帖。

而先生的薪酬，往往是每年的麦罢秋后季节，由族长和几个执事人，到各家户收些粮食。年景好的时候，能收个七八斗。但是，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各家各户手头也不宽裕，仅仅只能收个三四斗。

对待如此微薄的待遇，郑板桥在《教馆诗》中作了一番描述：“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先生既是有苦说不出，又要保持“师道尊严”的那一份清高，自然而然就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但是，对于先生心里的苦楚，孩子们自然不理解，只顾贪玩，甚至调皮捣蛋。

由于先生耳聋，孩子们就故意恶作剧，给先生起了一个外号“老给然”。

曾有一学生在他面前，念顺口溜，“老给然，打忽闪，屁股后夹了个大巴砖。巴砖掉了，给然笑了。”

先生不知情，还连连夸奖学生，“看这孩子！看这孩子！读书多用劲啊。”

孩子们就会哄堂大笑。

只记得先生只发过一次脾气。

先生家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让家里烙上两三个玉米面拌麸皮做的大饼，用旧布包着，放在私塾的房梁上，用作几天的中午饭，下午再去新街李老先生那儿学习新课。

私塾里，学生大小不一，个头都比较矮。有年龄稍大的一个学生，趁先生去解手的时候，与另外一个学生，一人蹲地，一人上肩膀，架凳着够到梁头，把梁上的大饼分给大伙吃了。

先生回来后，发现学生们都在抢东西吃，再看看地上散落的饼渣，顿时火冒三丈，追问是谁偷的馍。

学生们噤若寒蝉，没有人敢吱声。只有偷馍的学生小心翼翼回答说，“是猫叨走了大饼。”

    先生一语双关道，“ 这猫真大呀！”就根据学生年龄大小，或用鸡毛掸打头，或用戒尺打手，或用教鞭打屁股，以示惩罚。

“一片无情竹, 不打书不读, 父母若爱你, 不必送来读”。明代朱载堉在《醒世词》中，有一首《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

恨铁不成钢，先生忍心责罚弟子，恐怕也是无奈之举。

后来，本村曹姓和闫姓的子弟也加入了私塾，边坊村秦厂村和刘庄村也有子弟来这里上学，学生越来越多。

但是，先生一如既往地辛勤耕耘，从不怨悔。

在这间简陋的茅草屋子，先生用他最笨拙的办法，教会了我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用他浅显易懂的白话，诠释了儒道经典，让我们了解了“天地君亲师”的含义，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亲情、友情、正义，如何对待是非、贫富，怎么辨别善恶、恩仇，同时丰富了我们孩提时代的人生智慧。

后来，私塾由于年久失修倒塌，而改设在了秦氏祠堂。先生一直到生病，仍坚持开课启蒙。

临终前，他亲自为自己撰写了碑文，便撒手人寰。1946年或者1947年病老家中。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而当初的私塾，已经物是人非，人去楼空。

“天地君亲师”。秦奉孝，一个慈祥的老者，一个热心启蒙的先生，现在的侯庄街，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他这位恩师的名字，更不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了。

201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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