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个原始人类在洞穴的石壁上刻画了第一头野牛时，他们心里有某种东西震颤了一下，一种神秘的难以言说的感受攫住了他们，人类第一次的，从他们的绘画中，感受到了，人类的本质对象化的凝固在这洞穴的石壁上。这头野牛是他们白天所猎杀的，它强大、凶猛、让人战栗，人类在捕杀它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紧张、刺激、恐惧而兴奋，人类的每一次围堵的脚步、每一次刺出的石矛、每一次本能的呐喊、每一次的闪躲，都是最真切，最鲜活，最原始性的生命活动，就是人类的本质。终于，野牛倒下了，大家满足而兴奋，还有些意犹未尽，感觉身体内一股勃发跳动的力量冲击着自己，非得一声长啸，非得一段舞蹈，否则不足以得到宣泄。“言之不足，则歌之。歌之不足，则舞之”。在回去的路上，他们愉快的谈论捕猎的过程，嘲笑瘦子的胆怯差点让野牛逃跑，倾羡大高个子给野牛那准确而充满力量的最后一击，夸奖第一次参加捕猎的小孩子表现出了猎人非凡勇气和天赋，酋长表情严峻沉毅，一路上寡言少语，因为他在思考明天该去何处捕猎，一行人回到部落，妇女小孩们热情而兴奋的围了上来，酋长把野牛肉分配完毕，交给女人们去烤，而后大家聚在一起，坐在火堆旁边吃肉，夕阳洒在人们脸上，映照出一张张金灿灿的笑脸。饭后，狂欢开始了，围着火堆开始载歌载舞，在歌唱和舞蹈中，人类的本质充实得盛不下了，溢出了自身……

      但后来，慢慢的变了，各大洲不同的部落有了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集体意识，不同的审美范式。古希腊人喜好沉思苦想，他们的思想，纵向的向上超越试图接近神，橫向的朝着四面八方扩张发展出不同的科学，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不断受着来自彼岸的归引，人类从伊甸园走出的那一刻，就丧失了自己同真理的原始同一性，西方人为这种分裂而感到苦恼，非得通过逻辑和哲学认识真理，因为只要人类认识到了真理，人类才能生活在真理中。印度的瑜伽叫做“相契”，也是要和真理相契，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要相契的那个“梵”，是逻辑和语言所达不到的，只能在无声的静坐中通过精神上的灵修冥想去感受。而中国的哲人一开始就并不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始终关注的是政治和民生，“天道远，人道迩”，“天行无常，唯德是辅”，“制天命而用”，“强本节用，天不能贫”，“天生君王以牧黎首”，中国人敬天法祖，崇德保民，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彼岸的天，什么是天？天就是民心。但中国人也是人，是人就难免有“情动于中而不能自己”的时候，但我们的群体性意识太坚固，在宗法血缘，家国同构的社会中，个人不能作为个人而存在，个人只能作为伦理，道德，尊卑，纲纪、社会等级当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发之符合中节”，所以贤人君子的幽怨悱恻之情，是不能直抒胸臆的，因为在集体主义中，“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一言可以荣身，一言可以获罪。即使在儒教最薄弱，而艺术性最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玄风时代，嵇康也因个人言行和生活方式的特立独行而死，拿今天的话来说，大概是嵇康这个人的言论对“社会影响不好”吧。所以，这种压抑森然的文化氛围中，反而促进了中国古典诗词那种幽微要眇、含蓄沉致、深妙内藴的美。而这个时候古希腊的艺术则表现出个体生命对于命运的一种反抗的悲壮性。对于中国哲人来说，西方人太死脑筋了，我们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个体生命从来不曾去悬置出一个超越的上帝，而是崇尚人要在集体、家庭、家族、氏族、天下……公共性社会性的群体中安身立命，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致力于个人和群体的福祉。当然，在道家和佛教那里看来，儒家的这种哲学是“不圆满，不究竟”的，因为儒家在人类最重要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滑过去了，在老庄那里，个人在社会中是安顿不下去的，人要想葆真养性，得守拙寡欲，得意忘荃，回到主客未分的原始道之境域中，才能达到“无意志的自由”。但道家并未要求人完全的隔绝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更多的在一种诗化哲学的层面开启了中国艺术追求淡泊宁静、旷达超脱、清虚空灵的美学意境。但在佛教那里就对人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佛教是超越性的，但是一种非社会性的超越，而且在历史中发展出一套完整系统的修证方法。佛教看到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异化和外化，要求人回到内心去开发自己的精神力量，在修道中得到解脱。虽然类似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但比西方的任何出世性思想都来得彻底和决绝。虽然西方历史上一直也有类似的出世思想和神秘主义，但在西方的文化中一直不是主流，西方的个人主义原则从来的选择都是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意志，虽然感受到生活中“苦难的绵绵无期”，但要呐喊，要绽出，要在演厉和涌现中把个人的意志体现出来，即使是强大无情的命运把人裹挟，也要高喊“是生存还是毁灭”！即使是面对乌托邦的丧失，也要提着长矛骑着瘦马出征，追求一个荒谬的理想。在荒岛上也要征服自然，在行将半木的耄耋之年也不惜将灵魂卖给魔鬼，去追求人生的根据。西方哲人在生命之外去寻求生命的根据，从彼岸中寻求此岸的价值，在形而上的深渊中徘徊探索，在思维与存在、意志与命运、肉体和灵魂、暂时与永恒、现象和本质、个人与上帝、欲望与良知、规定与超越……的二元对立中挣扎、发问、寻求。这在中国哲人那里看来也许是一种愚蠢，我们的唯物主义教育我们，一切精神性的对象，不过是物质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但正如席勒所言“务实的人往往有一颗鄙俗的心”。事实上上帝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你相信上帝存在，上帝作为一个灵魂的不可穷尽性就会源源不绝的提升着你的人性。你选择用商人的眼光看一颗树，那树就是木材，一个自然资源，只表现它的经济价值。你选择诗意的眼光看待一颗树，那树就是一个老人，一个生灵，这棵树就对你敞开它的全部意蕴。重要的不是事实，世界上没有事实，只有倾向和态度。你如何倾向，你就会如何演历，如何生成。

      在儒反互补的人格结构中，士大夫进则儒，退则道。或羁旅、贬谪、乡愁、伤春悲秋。或寄情山水、游心庄禅。或曰“奉旨填词”表现自己的狂荡不羁、放浪形骸。或曰“天子呼来不上船”表现自己的骄矜和宠媚。或“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哀叹自己满腔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不得伸展。或屈子“哀民生之多艰”。杜工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修齐治平理想的落空。幸好，还有一种文人沉浸在自我丰富的精神世界中自足和跌宕自喜，“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可以在魏晋碑帖中感受雄浑古拙的书意，在大泼墨中挥洒张扬胸襟和气象，在诗词创作的炼字和诗眼的推敲上寻找乐趣，文化、艺术的作用是什么呢？有腐儒曾言“诗词无一句有益于苍生社稷”，此言大谬。正如嘉淩先生所言，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西方的个人主义原则和二元对立的结构张力，主客二分的立场，对象性审视、思考、探索人类与宇宙、宗教、自然、社会、历史、政治……的关系和本质，向上超越开出崇高庄严的宗教精神、向外超越孕育出科学精神、内在超越以理性主义不断提升人类的人性、精神、道德、理念和思想的深度和层次。在音乐中建构起以数学关系规定的音程、音阶、和弦……的量化规定。在绘画中以透视法、人体生理构造、光影色彩的变化规定美术的物质性基础。中国古典艺术则是在意、境、象、神、韵、气……的范畴中发展出独具东方特色的艺术形态。虽然说各有千秋，但我总在中国的古典诗词、音乐、山水画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寂寞、压抑和悲凉。去穷尽那不可穷尽的人性，追求空无一物的真理，趋向并不存在的彼岸，欲求那永不魇足的欲求，超越那遥不可及的超越，在遮蔽和敞开，有与无的战斗和侵袭当中偶然窥见作为存在的存在，其中就有艺术的本质在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