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的时候，程戈老师讲文学概论。当时我们一共四个班的学生分成两个班上课，程戈老师是别的班的老师。有一次，一个同学回来说，程老师给他们班的学生每人发了一套《红楼梦》，我们听了大为震惊。果然，不久就在不同场合见到另外两个班的学生或携或抱或堆放或展读各色的“红楼”。大都是黄绿色封面四卷本的，还有繁体竖排的版本。那时对《红楼梦》的各种版本没有任何概念（现在也没有），看到别的班的学生拼命在读红楼，有几分羡慕亦有几分失落。程老师就以这样几乎竭尽了图书馆之所藏的方式，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程老师还给他的学生借过《金瓶梅》，我们已经不那么惊奇了，当然我们还是只有羡慕的份儿。
到大四的时候，我有幸选过程老师“文艺心理学”的课。上课第一天，他说他去找领导理论：弗洛伊德都资产阶级人性论了，这文艺心理学还怎么讲？忘了领导怎么答复的，总之，我们那位受人爱戴的系主任批准弗洛伊德还可以活在程老师的课堂上。当然，借由弗洛伊德这棵大树复活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家还有很多，只可惜他们都死在我的记忆里了——人之不知珍惜一至于斯，真对不起啊，老师！
程老师和学生处得很哥们儿，属于那种课间休息可以和学生一块儿抽棵烟的。上课之余也有同学拉着老师小搓一顿，印象里竟然就有那么一次我也参与其中。忘了是怎样一个时空了，只记得是夏天的夜晚，很凉爽，我们都围坐在一张白色的中间有个孔的塑料桌旁。主要是程老师在讲。讲自由，讲性，讲傲骨，都是些禁忌的话题。讲人的生活环境怎样严重地影响了人对性对自由的热望。口无遮拦，妙趣横生。
脑子里还有一片无法考证的记忆，在程老师家逼仄的小饭厅里，老师坐在一把折叠椅上高谈阔论，几个学生坐在板凳马扎上仰脖聆听。
最后那年的元旦联欢上，程老师也应邀出席。他那天穿得非常正式，厚实宽大的西服，雪白的毛围巾自然地垂在两襟，笔挺的西裤下一双锃亮的尖头皮鞋，很有民国上层志士的风范。联欢会上还有他的致辞，讲过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他的眼神声调都异常的凝重而郑重，一扫平日嬉笑怒骂的神色。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论文被定为优秀论文，但优秀论文要经过答辩。负责给我答辩的老师一位是指导我论文的王确老师，一位就是程老师。答辩的那天早上，我被同学从宿醉中喊醒，叫我去某教室参加答辩。恍惚中我终于记起这么档子事儿。
当我坐在两位老师对面的答辩席时，还没有从浸透了昨夜离别的伤感的醉意中完全清醒过来。两位老师态度亲切而热情，对我的迟到没有丝毫的怪责。王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说了说我论文的得失，程老师则对我的选题立意视角都赞赏了一番。两位老师后来也都没再问什么问题，程老师一番赞赏之后就问起最近的生活的情况，未来的打算，感叹一番，鼓励我不要气馁，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答辩就这样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程老师比我自己更担忧我的未来。
印象里，那次是最后一次见程老师了，没过多久，我们就离开了生活了四年的校园。
后来的岁月里，我还常常想起程老师，想起他的口无遮拦，他的妙趣横生，想起他狷介的风骨，想起他郑重的寄语……
不知他在有信息员的校园里，过得还舒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