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观海潮
民主、公平、公正、海纳百川，广开言路是一国富强之路。不要像对付洪水猛鲁一样，一味地堵塞，对付民意，要善于引导，可化害为利。
几千年来，我们的社会有两个特征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个特征是它靠着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为习惯来维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认识事理，不是靠独立的理性判断。而是无数的不成文的、不证自明的规矩使社会达到整合。另一个特征是它靠着等级的绝对强制威慑力量来维持。政治权威占着支配地位，这两个特征，就决定了我们历来的社会舆论，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民意”。它的真实的“民意”，是传统的习惯的价值观念和由政治权威、长老权威所左右的集团意识。
在历代政治理论中，对待民意的自由议论，一般有两种态度。崇奉“仁政”的儒家多主张怀柔引导 崇奉“极权”的法家主张镇压禁止。《商君书》里边有许多“去言”的激烈的言论，韩非子也反复申明要以强制力量废私学、私言、私词。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六国的残余势力试图复辟。丞相李斯适应秦始皇的政治需要，提出烧书罢言的著名建议。然而，不管统治集团怎样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总是存在着无法绝对控制的事实。尽可能开辟各种“正规”渠道，使民意有上达的机会。
民众上书的约为三类：一、有冤屈伸不平者；二、藉言政事上书以作进身之阶者；三、反映民意者。此种上书，并不能完全反映民众的愿望，但却较能反映社会各势力集团的政治动向，对于中央政府协调组织社会是有利的。
王安石变法之时，保守派官僚集团从各条信息传播渠道上展开过对王安石的攻击。
他们或者通过内线，疏通后宫，制造谣言；或者直接给皇帝上书，力陈变法的危害；或者利用人们的灾异迷信，鼓惑民心，说新法弄得天怒人怨；或者指使人将绘制的流民图上呈皇帝，恫吓威胁，仿佛天下大乱；或者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朋党之争；或者利用改革派内部的矛盾，暗中拉拢倒戈者；或者利用讲学之机，散布祖宗之法不可废的谬论；或者直接给王安石下书，劝诱他放弃改革政策。
到了明代末年，士大夫阶级中的自由交游、结党组社，自由讥评时政的现象再度普遍高涨起来。明代内阁缩小，又往往听命于内臣。监察机构中的官员便成为一般舆论的反映者，由此酿成党派之争。
一些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使权奸畏惧的社会舆论中心。专制君主和权奸为着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对于人民的觉醒，士大夫阶级的党社活动和自由言论，采取越来越严酷的高压政策，以冀用暴力加强换回对舆论的控制。其主要作法有:
一、整顿学规，不许知识分子过问国事。
二、大兴文字狱。明清两代私人著述愈见繁盛。统治者不可能再来一次彻底的焚书，便通过密布各处的特务耳目，侦缉士人的动向，从文字中搜罗“罪证”横加迫害。
三、删改经书。
四、用文人整治文人。
五、禁毁图书。
六、编篡四库全书。清代从顺治到乾隆初年，开始由内外诸臣收集遗书。表面上顶着博古好文的幌子，实质上则有查禁社会上自由流转的书籍的作用。现存四库全书里，被任意割裂、有意窜改、任意抽毁、因人废言、妄加褒贬。后来的学者感叹编篡四库全书之举凡近秦始皇焚书之祸。
综上所述，从氏族部落时期产生的民主议政的良好风气，在进入奴隶制国家阶段以后，渐渐演变为民本主义的舆论管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和官僚科举制的建立，使社会舆论并不能直接反映民意，往往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借代物。国家与民意的阻碍和对立便再也无法消除。
国家机器尽管设制许多途径来求得民意上达，但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根本矛盾使得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强铁幕化舆论管理，血腥暴力维护着“舆论一律”的现实。
切断了民间的横向的政治言论与信息流通的渠道，抹杀整个民族对于苦难和黑暗的记忆能力和理智思考能力，分化并腐蚀了社会上最为敏感和尖锐的一群人——知识分子，使他们不是成为攀附权贵、为虎作伥的小人、附庸风雅的帮闲。就是皓首穷经不问世事、明哲保身的思想的侏儒。整个社会的精神、生命被窒息住，千百年来的文化长久地徘徊于漫漫黑夜之中。
